实际上，近期中美互动有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涉及中美互动的高层人事发生大调整。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例，美方主导者为国务卿和财长，中方为主管商务的副总理和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前几轮对话双方各自的主导人员美方为希拉里和盖特纳，中方为王岐山和戴秉国。人事调整后，从中方来看，应是新任副总理汪洋和由外交部长升任国务委员的杨洁篪。从美方来看，则是新任国务卿克里和财长雅各布　 卢。杨洁篪一直从事对美事务，拥有丰富的对美工作经验，而克里和雅各布　卢则相对是对华外交新手，克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经验也是有限的。

　　二是过去十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随着实力对比变化、世界格局嬗变、国际权势转移，影响两国关系的内外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大的趋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从2000年只占美国的八分之一快速扩展到2012年的二分之一左右，并且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仍在逐步缩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主导世界发展方向、构建国际安全格局和掌握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下降。

　　一是内向治理。中美两国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内部治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各自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作为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两大经济体，实现各自国内的优化治理，这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世界的发展与治理都具有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意义。两国就各自国内面临的问题，在一些共通的、软性的领域存在开展合作的共同利益。如美国实施?#20877;工业化?#25112;略，重振制造业，中国实施?#21019;新驱动?#25112;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两国可以此为基础，推进两国合作共赢，拓展共同利益。

　　二是地区治理。地区经济合作、地区安全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架构的稳定和秩序的构建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中美可以共同为地区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地区安全、管控危机，在区域性机制安排上合作，致力于地区治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都需要两国携手应对，以此来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当下，朝鲜半岛危机一触即发，存在失控的危险，中美的共同利益就是维护半岛的和平，防止核扩散，实现半岛无核化。

　　三是全球治理。首先是全球公域治理。以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为代表的全球公域仍处于无序状态，缺乏治理机制和规则约束，亟待建章立制，规范全球公域的开发、管理和治理。中美作为在全球公域治理事务上拥有较大实力和话语权的国家，全球公域的发展和治理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为两国合作制定治理规范和监管体系提供了潜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