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排列得迟,是关于美国的生活问题,大家平日要工作,为口奔驰,只有周末周日才空闲,此间贵宾来来去去都是几位有头有面的人物,大致相同,为避免顾此失彼,也让参加者减少何去何从的选择,惟有轮流设席,每周一宴会,皆大欢喜,视为最佳办法。但是一个月只得四、五社团组织,拖延下来,直至三月清明还继续春宴,那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海外侨界的集会结社组织,是承袭先辈自我团结的方式,进而发扬光大,筹办得更完善。早期华侨不多,未成气候,外国人还相当排斥华人的移民,认为廉价劳力抢走当地人的谋生职业,诸多歧视欺凌,先辈们就以集会结社方式团结起来,产生力量,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他乡遇故知,各同乡亲属同声同气,容易沟通,集会结社,好像混凝土加了水,能凝聚起来。跟着是工作关系,同行业的人经常接触,集合起来也是一种力量,所谓「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还有是姓氏,追本溯源,万姓同宗,姓氏比同乡更明显有血缘关系,五百年前是一家,宗亲会的成立,有如「一枝竹会易折弯,几枝竹一扎断节难」。
华人在外国集会结社,不外是以上三大类别,最初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团结成为力量,保护族群,联系情谊,互助合作,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有能力、有声望的人获推举为会长、理事长或主席,以领导团体,服务大众,那个创办初期,困难重重,先辈们大都能我为人人,热心公益,出钱出力,坦诚以赴。后来历经年年月月、风风雨雨,一切走上轨道,越办越好,各社团有了物业财政基础,形成当地社会举足轻重的团体组织,理事人晋身侨社名流,遂引起某些沽名钓誉、假公济私的家伙觊觎,出来争权夺利,挑拨离间,内讧排挤,发生令亲痛仇快的纠纷,非常遗憾。
提起海外华人侨社,我相信其他各国的华埠、唐人街,都无法与一九七五年前的越南堤岸相比,华人社团组织实力非常庞大,力量雄厚,吴廷琰返回西贡竖立越南共和旗帜的时候,就是看不顺眼华侨社团喧宾夺主的声势,简直像个堤岸小国,像个自治区,遂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颁布外侨经营十一行业法案,颁布入籍法案,逼使华侨成为其国民一份子,掀起华侨反对怒涛,酝酿起示威抗议,中华民国要进行撤侨才平息事件。
吴廷琰把西贡和堤岸合并为西贡都城,定为越南共和国首都。华人侨界惯称为西堤,仍然以堤岸为聚居中心。华人早有五帮分立,广肇、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各自设立名为中华理事会的公所,处理所属乡亲的争议纠纷和解决各项难题。五帮各自建立庙宇和学校,庙宇赚取的香油钱用来辅助学校教育经费,发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传统责任。各帮又购置地产兴建医院和坟场,最初医院叫善堂,坟场叫义祠,在在显示为善最乐与义不容辞的侨界活动,让离乡背井的华侨,安心谋生,对生老病死全程随时都得以协助。法属时期,还有一位潮州富翁郭琰,绰号跛通,在堤岸接近平西区域,出资兴建一座市场捐赠给当地政府,成为堤岸居民便利买卖的新街市,越南人从此就把堤岸称为「大市」Chợ-Lớn。
那时堤岸的确好像华人的国家,教育事业尤其办得最完善,学校林立,采用国府正中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使到像我这一代的越华人士,中文根基相当稳固,知道是中华民国的子民。大规模的帮立学校有广肇的穗城,潮州义安,福建福德,客家崇正等等。还有较次等的同乡会,也各自建立学校,如南海乐善,番禺富善,东莞平善,三水继善,花县启秀,鹤山同义,九江伯川,顺德广顺,新会新会等等。也有教会附属学校:圣心,鸣远,自由太平洋,耀汉,还有是工人子弟学校和数不清的私塾。
当年越华侨胞除了致力办学,大众传播媒介的华文报纸,发行之多也是全球首屈一指,日报晚报每日发行,先后有远东、世界、大夏、亚洲、万国、成功、建国、新闻、快报、论坛、光华、人人、越华、新越、民声周报等等,报纸都要出售,没有免费赠阅,除了长期订阅,要靠报贩奔跑叫卖,大家如果听过聂耳的《卖报歌》,就会了解越南华文报纸的情况;每天新闻竞争无比激烈,各报尽量报导市消息快速翔实,副刊也内容丰富,让謮者欢迎。我曾身处那个真正发挥报人实力角逐的年代,有很多园地让青少年投稿发表的机会,培养出大批写作人材,如今散居世界各地,依然显示出雄厚的创作能力。对于后期在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新闻大师,在缺乏拼搏竞争圈子里,看在昔日越华报人的眼中,实在不算重要了。
还有娱乐场所,戏院、电影院都是华人经营,除了一部份西片,大多数是香港粤语片,其次是港台国语片,又经常邀请粤剧红伶、国语歌星来表演,所以,越华人士无论教育、媒体或文娱方面,常与港台交流,打成一片。
总结来说,海外华人的集会结社,能够发挥团结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有其肩负的任务,虽然随着各国政治环境转变,侨社受客观形势所限,但其力量依旧稳固,不会动摇。因而凤凰城侨团持续的春宴,有其潜在意义,值得大家去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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