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birdadmin 据说四大家族相互勾结﹐虽然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确凿的证据﹐但是中国人云亦云几十年﹐大家也便都相信了﹐不再存疑问。再说谁都晓得﹐蒋介石夫人是宋美龄﹐孔祥熙夫人是宋蔼龄﹐宋子文则是宋蔼龄和宋美龄的兄弟﹐他们当然会勾结在一起。唯独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与蒋宋孔三家均无任何亲属关系﹐不知何以被指控与之狼狈为奸。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出身浙江世家﹐其叔父陈其美是孙中山先生的密友﹐一九0六年就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曾领导过许多次反清起义和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乃大名鼎鼎的民国革命先驱。陈氏兄弟受叔父影响﹐幼年便立志救国救民。哥哥陈果夫志在投军反清﹐曾就读浙江陆军小学﹐年方二十便参加武昌辛亥起义﹐随后又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战争﹐为民国的建立和稳定做过不少贡献。小八岁的弟弟陈立夫则志在实业救国﹐二十四岁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系﹐赴美留学三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业硕士学位。随即回国报效﹐时逢蒋介石领导广州黄埔军校﹐准备挥军北伐﹐统一中国。陈立夫旋入黄埔军校﹐任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开始随侍蒋介石左右。
所谓四大家族传言﹐始起于抗战胜利之后﹐而在国共内战时期最为兴盛。当时蒋介石是国民大会选出的中华民国总统﹐宋子文受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则接替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因为蒋宋孔确实联姻﹐所以有关宋子文执政﹐孔祥熙掌财﹐蒋介石领军﹐垄断中国的传说﹐很容易被习惯于一人当道鸡犬升天观念的中国大众所接受﹐不问青红皂白﹐到处传说﹐深信不疑﹐乃至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有记者发表所谓揭发四大家族的报导。
而那个时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受任执掌国民党的党务领导工作﹐所以就有人编出所谓蒋家军﹐陈家党的一说。对于陈氏兄弟而言﹐或者因为他们主理国民党务﹐刚好与蒋宋孔合掌党政军经四大权力。或者因为他们权倾一时﹐难免成为各派政治敌人的攻击目标。或者他们最坚决地站在反共的立场﹐被左派视为眼中钉﹐必拔之不可。总之是种种因素纠集一起﹐有人非将陈家兄弟同蒋宋孔三家绑在一起﹐做为万众反对的靶子。所以他们虽与蒋宋孔毫无亲属关系﹐却被归入四大家族。
跟四大家族﹐我的父亲曾有过一些小接触。一九四八年﹐国共交战﹐如火如荼。美国人不懂成王败寇不共戴天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出于西方人道观念和妥协求安的社会理想﹐频频派员赴华﹐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停协商。马歇尔特使曾为国共和谈﹐五上庐山会见蒋介石。而每次马歇尔登庐山﹐上海《新闻报》必派人同行采访。当时父亲是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负责国府政治要闻﹐所以他也曾几上庐山﹐采访报导马歇尔会见蒋介石的新闻。
父亲给我讲﹐他第一次上庐山﹐刚好碰上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庐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父亲接到请帖﹐自然出席。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年轻气盛﹐而且深信西方民主社会尊重新闻自由的风气﹐认为新闻记者真乃无冕之王﹐所以在宋美龄讲话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冒失地站起来发问﹕现在外面社会上盛传四大家族的说法﹐请问夫人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以为父亲当时是用英文提问﹐因为我听说宋美龄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完全不会讲中国话﹐根本是个洋奴卖国贼﹐所以一直帮助美国﹐破坏中国。父亲说﹕宋美龄是中国人﹐而且是在中国人开的记者会上﹐她当然要用中国话提问题。父亲又说﹐宋美龄怎么不会讲中国话﹐她特别喜欢讲上海话﹐也讲得很好。我听了才晓得﹐北京街头巷尾的政治历史流言﹐真是万不可信﹐其中很多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话归本题﹐那次庐山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父亲提问之后﹐出乎意料﹐宋美龄听完﹐突然大发雷霆﹐提高声音﹐指责父亲不该问那样的问题。宋美龄并且一再重复﹐社会上所谓四大家族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随意捏造﹐用心险恶﹐意在挑拨是非﹐混乱民意﹐鼓动反对国民政府的风潮。
据父亲讲﹐宋美龄当时面红耳赤﹐一口气讲了许久。整个记者会上﹐所有人都低了头﹐不声不响。父亲自然更加难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浑身不自在。父亲说﹐那是他做记者生涯中﹐最觉丢脸的一次。从此以后﹐他就学乖了﹐懂得西方民主社会的那一套﹐在中国吃不开﹐讲得再好听﹐中国还是个帝王专制国家﹐新闻媒体并没有任何自由权力。而且在官府的眼里﹐记者报人不过只是些平常百姓﹐最好还是服服贴贴﹐不要惹事生非﹐自讨没趣。但也由此﹐父亲坚决相信﹐四大家族肯定是确有其事﹐否则宋美龄没有理由为那么一个小问题﹐光火发脾气﹐父亲的问题必是戳到了宋美龄的疼处。
因为外祖父从政数十年间﹐却从未参与过财政经济和金融事务﹐所以四大家族之中﹐跟孔祥熙联系不多。其他三家诸位﹐则都跟外祖父有过很多甚至密切的来往。外祖父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文胆﹐自与蒋介石联系密切﹐也经常会见到蒋夫人宋美龄。宋子文在担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期间﹐外祖父大概很少同他联系﹐但抗战之后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想必外祖父就需要同他打交道﹐沟通总统府和行政院的关系。但是由于陈果夫陈立夫两位﹐多年执掌国民党党务﹐几乎可以说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所以外祖父跟他们二人﹐特别是陈立夫﹐来往最密切。不过要论起来﹐外祖父与陈氏兄弟的关系﹐早在外祖父从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北伐战争之后﹐外祖父的革命热情受到剧烈打击﹐便悄悄脱离政治战场﹐独自返回上海﹐隐居三年﹐求学术﹐做文章。那段时间里﹐他写作的书籍文章﹐主要在海宁路上的新生命书局发表或出版。有段时间﹐外祖父一家甚至借住在新生命书局的楼上。该书局的经理名叫陈宝骅﹐他的哥哥是陈希曾﹐当时做上海警察局的局长。有一天﹐哥哥打电话给弟弟说﹕你们干的什么事﹖我现在奉命﹐要来检查你们书局。原来书局出版了一本书﹐是朱其华所著﹐内有批评和讽刺三民主义的文句﹐被报了警局。
陈希曾局长带员到海宁路来﹐把新生命书局里外检查一番﹐然后下令﹐将朱其华的书全部收缴﹐不准出售。这件事闹得大了﹐上海市党部便将新生命书局的出版情况﹐写了报告上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因此﹐外祖父那些年的许多学术和政论文章书籍﹐都成了众矢之的﹐被检举为多有非法违纪之论。
那是一九三0年初﹐外祖父刚刚接受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先生的聘请﹐到该校任法学院教授。为了不连累学校﹐外祖父马上给朱家骅先生写了封信﹐请求辞职。朱校长接信一看﹐连忙约访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先生和中央宣传部长刘卢隐先生诸人﹐希望澄清事实﹐争取留住外祖父教职。
经过多方协商﹐最后各自妥协﹐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先生出面﹐写了一封信给外祖父﹐教训一番﹐说是﹕我年轻时期﹐也和你一样﹐喜欢批评和讽刺。后来年纪大了一点﹐才知道一个问题或一件事情﹐不是那样简单﹐我的批评和讽刺﹐并不是完全正确。你的年纪大一点﹐就会了解这个道理。
外祖父对陈果夫先生的信﹐表示接受﹐于是他在中央大学的教职得以保留。过不几日﹐中组部长陈果夫先生的弟弟﹐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先生﹐又专门到外祖父的南京住地来谈话。陈立夫先生长外祖父一年﹐刚满三十一岁﹐已经做了两年中央党部秘书长﹐可谓青年有为﹐很得外祖父尊敬。
据外祖父讲﹐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期﹐三天南京教书﹐四天上海写作﹐所以家人仍留居上海﹐他只在南京租了一间小屋﹐马虎度日。那房子在南京大石桥街边一个破院子里﹐矮小残破﹐四壁和窗户都是用报纸糊的﹐土筑地面到处是蜒虫。除了一张床外﹐后壁立个木制春台用做书架﹐前窗摆个木桌﹐没有椅子﹐只一个木凳可坐。
陈立夫先生那次来访﹐实属突然﹐未经预约。他独自一人步行﹐沿街找到大石桥﹐便进了那破院﹐又进了外祖父的破屋。不知那是否外祖父头一次会见陈立夫先生﹐反正中央党部秘书长到家来访﹐总是让外祖父大吃一惊。他请陈立夫先生坐在屋内唯一的木凳上﹐自己则坐在木床边﹐就着两杯白开水﹐两人随意谈话。这一谈﹐就谈了两个多小时﹐陈立夫先生方才告辞而去。听完那一节故事﹐我曾想﹐即使那不是外祖父头一次结交陈立夫先生﹐此次谈话也必是二人关系的重要一环。外祖父那般儒生﹐见到已属位高权重的陈立夫先生﹐居然能到他一介书生的破屋来倾心相谈﹐颇具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气概﹐必定会有知遇之感。
据外祖父讲﹐陈立夫先生这样预先不打招呼﹐突然找上门来聊天﹐不止一次两次。最有趣的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夏﹐抗战胜利之后﹐国府还都﹐外祖父刚到南京的那天。本来外祖父可以拿到两份搬家费﹐他是《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央日报》自然发一份安置费。外祖父同时也是军事委员长侍从室的长官﹐所以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发了一份还都费。可外祖父只领了《中央日报》的那一份﹐却把最高国防委员会发的那份退回。结果外祖父全家坐《中央日报》飞机回到南京﹐在田吉营找到房子安顿下来﹐便只剩两袖清风﹐一文不名了﹐大家空坐屋内﹐四壁萧然﹐不知所措。
正无奈间﹐突然陈立夫先生拍门而入﹐不是来送钱﹐而是来吃饭。这位中央大员刚在新街口一带办事﹐忙了大半天﹐肚子饿了﹐正愁去处。有人告知﹐陶希圣家刚搬到附近田吉营﹐他便兴冲冲地来了。
那天刚好是农历端午节﹐街上菜市场周围﹐停满吉普车﹐鸡鸭鱼肉一提一提地买走﹐谁也想不到﹐堂堂《中央日报》总主笔家里﹐会是如此地一派清淡和静谧。陈立夫先生不宣而至﹐饥肠辘辘地走进来﹐外祖父外婆如何招待得了。无奈之下﹐外祖父只好直言相告﹕家里实在没有任何饭菜可预备。那陈立夫先生虽贵为四大家族﹐传说权势和财富都显赫非常﹐此时却也毫不在乎﹐便同外祖父两人﹐相对而坐﹐聊了一阵天﹐全无酒肉菜蔬﹐干吃了一碗蛋炒饭了事。
或许因为党务工作所需﹐也因猩猩相惜的个人关系﹐外祖父同陈立夫先生来往密切﹐便有了外祖父乃CC系的传说。一九四六年雷震先生还曾指控﹐《中央日报》是CC系办的报纸。外祖父当然是绝对否定﹐说那都是谣言。陈布雷先生也因此把雷震先生找来﹐臭骂了一顿。
其实所谓CC系一说本身﹐先就很值得细考﹐尚不知是否真的存在过。用CC系这么一个词﹐听起来就像是某个特务组织﹐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中国媒体和史书﹐也都明确标注陈果夫和陈立夫掌握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但究竟是先有陈氏兄弟﹐后有CC系一说﹐还是先有CC系﹐才有陈氏兄弟一说﹐或者CC系是否确是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等等﹐谁也搞不清楚﹐也没有人想去认真搞清楚﹐或者有人不许别人搞清楚。我查阅过许多中国史书﹐都把四大家族和CC系之类当作既成事实﹐讲过来论过去﹐却从无具体事实的证明﹐比如CC系怎样结构、人员、活动等。有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求甚解﹐以讹传讹﹐信以为真。
中国许多出版物都重复同一个注解﹐CC系是用陈果夫和陈立夫两个姓的英文Chen开头字母﹐所以叫做CC系。可是据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先生自己讲﹐CC的简称确实存在过﹐原本来自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两字英文开头字母C﹐跟陈姓拼音毫无关系。民国之前﹐国民党在满清统治下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不能公开使用国民党的名义﹐各地国民党同志便使用帮会式的不同名义﹐报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备案﹐如华北有兴中会、实践社、大同盟等﹐长江一带有AB团、学术研究会等。后来虽然民国建立﹐但国民党在各系军阀控制的地区﹐还是难以公开身份﹐所以保留了帮会式的名称﹐继续地下活动。
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国家算是基本统一﹐国民党可以扬眉吐气。于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先生﹐联合几个中央委员﹐提案取消小组织的帮会名称﹐全部统一在国民党名下。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做出决议。各地组织都执行了该决议﹐唯华北兴中会不肯痛快接受。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先生前往调查﹐发现当地有人散布政治谣言﹐意在阻扰国民党统一﹐说国民党中央有个小组织﹐叫做中央俱乐部﹐英译为Central Club﹐简称CC。既然CC能存在﹐兴中会为什么要取消。兴中会的人听说了﹐当然不肯自行解散。陈立夫先生向兴中会解释清楚那是谣言之后﹐兴中会便立刻登报宣布解散。但由此CC之称便留存了下来﹐不想后来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改编为陈姓简称﹐攻击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特务派系﹐以图从内部分裂国民党统一。
当时陈果夫先生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先生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执掌着整个国民党党务﹐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在国民党内再组织自己的派系。如果硬说陈氏兄弟有个CC系的话﹐那就是国民党本身。虽然就历史而言﹐很多谜团不容易澄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陈立夫先生为摆脱在党内组织派系的责任﹐当然会如此解释CC系的来龙去脉。但CC到底是源自Central Club﹐还是源自Chen﹐实在很有必要澄清﹐而且只要尊重史实﹐也还是有可能彻底澄清的。我相信那些重要的历史纪录﹐比如当年的华北报纸等等﹐还是可以找得到﹐关键在于是否有人愿意去寻找﹐也被允许去寻找。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国民党内的所谓CC系本不存在﹐那么指责外祖父是CC系特务﹐就没有道理﹐我会觉得轻松许多。
一九四八年﹐国共战争打到高潮﹐不可开交。美国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胁迫蒋介石下台﹐以为那样就能使国共和谈。国民党权力核心尚在密商这个建议之时﹐美国驻华人员便先私下向媒体暗示﹕蒋介石已经决定下野﹐正在起草文告﹐元旦发布。美国人想以此将生米做成熟饭﹐不允蒋介石有退改之空间。那年年底﹐外祖父住的田吉营家里﹐电话几乎打爆﹐日夜不停。中外记者轮番追问﹕元旦文告的要旨是什么﹖外祖父百问如一地回答﹕元旦文告与我无关﹐我不知道内容。记者们又问﹕谁写的元旦文告﹖外祖父答﹕里层内阁。记者再问﹕谁是里层内阁﹖外祖父答﹕你连里层内阁是谁﹐都不知道﹐那就无话可说了。
其实那个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元旦文告﹐确实就是外祖父亲手撰写的。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三十一日﹐十天之内﹐文告修改了许多次。外祖父每夜改稿﹐至早两三点钟不能眠。写毕教随从抄写﹐同时自己吞安眠药就寝片刻。第二日上午九时左右﹐外祖父带了抄好的稿子﹐晋见蒋介石﹐商讨修改﹐然后回办公室﹐重复前一天日程至午夜。
二十七日中午外祖父忽然接电话﹐通知说陈立夫先生就要来家看望他。外祖父心里马上晓得是为何事﹐赶紧说﹕不敢当﹐再过十分钟﹐我去拜望他。对方答﹕就是这十分钟的问题﹐陈立夫先生马上就到。不几分钟﹐陈立夫先生便已赶到外祖父家﹐进门直上楼﹐未及坐稳﹐便说﹕听说元旦文告主张再开和谈。现在徐蚌(中共称淮海大战)军事失利﹐如果再开和谈﹐军心解体﹐国家就无可救了。你为什么不提意见﹖外祖父说﹕我是打字机。我的意见没有提出的余地。我知道大势所趋﹐是无可挽回的了。
最后元旦文告是公布了﹐蒋介石也下野了﹐但国共和谈终于没有能够开始﹐一切都无济于事。陈果夫先生﹐陈立夫先生﹐外祖父﹐都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
陈果夫先生一九五0年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一九五一年去世。陈立夫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权旁落﹐远走美国﹐七十年代返台﹐做些文化方面的事情﹐颐养天年﹐长寿到一百0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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