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birdadmin 1978年底，邓小平在扳倒华国锋、成为执掌中共最高权力的总舵手之后﹐开始大力推行早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由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计划﹐欲使文革后一穷二白﹐满目苍痍的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强国。在他的蓝图里﹐既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重视科学发展﹐提升科学家的地位。于是在厘定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政策时﹐78后邓政府的主政风格是突出讲求科学方法，尊重科学家的意见。这一重视科学、推崇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趋势，形成了在大陆被人称为”科学的春天”的一股社会暖流，在教育、经济、人文等多种领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学业和职业取舍。这种做法﹐取代了此前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路线时的专断态度﹐似乎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将科学祭上国计民生的圣坛，将科学家的科技专长泛施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却又造成了一些非人性化、无远见、带有手术刀气息的全国性政策的出现。
追本溯源，当16岁的邓小平于1920年出洋留法之时，中国国内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主义大为抬头﹐德先生和赛先生当道﹐红透半边天。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 ﹐好像是一种万能的学问。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际﹐即国粹国糠之鉴定亦以”科学方法”为准绳。不仅当时盘踞京津高校、以留美学人为代表的知识份子﹐即一般虽多少受过点教育、但缺乏科学训练的普通中国人，也都相信科学乃是一种客观的﹑正确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故可成为救国救民的良策。时过半个世纪之后，在邓小平主政下，中国又一次迎来对赛先生的春天般的热情，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商业大潮风起云涌之前，踏上中南海的红地毯、享受国宝殊荣的著名科学家不知凡几，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戴着科学的光环，仆仆于各大高校的论坛、讲座间，论政论时，凡他们开口说话﹐众人立即洗耳恭听﹐深信不疑﹐即使题目是在他们所不熟悉的人文﹑教育或哲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门也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这种气氛弥漫在新的领导阶层中﹐当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响彻云霄之日﹐就是科学在党的政治中成为新的指导原则之时。一言以蔽之﹐政治科学化﹐科学政治化。政策的厘定必先经过科学的考量﹐这一倾向在讨论人口问题时﹐至为明显。
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一片百废待兴中，中国学者中本已缺乏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 1950年代末﹐毛泽东深信”人多好办事” ﹐他对马寅初的迫害﹐使社会科学学者对人口问题望而却步。马提出的”新人口论” ﹐被毛斥为反动﹐惨遭围剿﹐马寅初后来虽享高寿，其学术生命可谓是抑郁以终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江山闹了个底朝天﹐节育政策更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归根结底，毛的”备战备荒”、”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核战”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口资源的基础上的；只有人—生生不息、如恒河沙数般众多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位世界级政治家手中的筹码。
毛泽东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对控制人口的呼吁进行了反限制。 1953年的人口统计发表后﹐毛也认为节制生育有其必要﹐由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鼓吹﹐遂开始筹划一个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运动﹐并于1956年开始正式推行﹐但两年后﹐该计划就因大跃进而停顿。 1962年﹐计划再次得到推行﹐但至文化大革命复告停顿。文革的情势稳定后﹐于1972年﹐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晚婚﹑晚育﹑少生政策。将婚龄定为﹕都市﹐男28岁女25岁﹔农村﹐男25岁女23岁。每一胎的间隔时间被定为﹕都市，至少四年﹔农村﹐至少三年。胎数指标则定为：都市﹐至多两胎﹔农村﹐至多三胎。至1977年﹐统一改为最多两胎。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邓小平提倡人口问题的研究﹐于是如人口研究中心等机构在某些大学和科学研究所中开始设立。那时的大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是很难划分的。在马克斯主义教条和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年代里﹐很难找到纯粹的社会科学家。在这种情形下﹐遂有一群所谓的马克斯主义的统计学家进入人口中心来响应政治的召唤﹐使得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他们的研究报告一致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最大障碍。他们建议由政府出面，鼓励、提倡一胎化﹐但不禁止二胎，以二十年为期﹐以观后效。
这项建议受到以宋健为首的飞弹(大陆称导弹)科学家的严厉批评。中国的科学发展在文革期间几乎全部停顿﹐许许多多科学家们都被迫劳动改造﹐去走五七道路了。除了某些医学、生化等有关人类切身问题的科目仍得继续发展外﹐在科学领域中，仅有一支在国防的大帽子下被完好地保留着﹐且能得到中央高层的及全国人力物力的支持，能够持续不断地大力发展，这就是产生了在大陆人称”卫国神器”的”两弹一星”的国防产业旗舰：飞弹科技﹐当时隶属于七机部。飞弹科学家们将人口资料用飞弹科技的精确科学程式﹐来作机祴性的分析与运作。他们的结论是：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人口负荷﹐非严格实施一胎化政策不可﹐别无他途可循。科学家们的科学报告一出炉﹐钱学森即写信表示支持﹐其他的方案如”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鼓励一胎﹐禁止三胎” 等等﹐统统被束之高阁。
一胎化的工程总工程师宋健，原籍山东﹐曾至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包曼工学院学习﹑研究﹐ 1960年回国﹐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控制论研究室副主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位。他深得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赏识和信任﹐其自身拥有的科学光环﹐也使他深受邓小平的启重。 1984年﹐宋健出任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加国务委员头衔。 1992年﹐他当选中科院院士；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中国工程院院长。
在宋健的履历表里，我们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关社会科学和人口问题研究或训练的影子。但他的著作除《工程控制论》 外﹐还有《人口控制论》 ﹐及英文撰写的《中国人口控制﹕理论应用》 。 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20174;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一文。他说﹕
”我们决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
至于宋健的人口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呢﹖他说﹕”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 宋健的人口理论实际上是拾西方”后马尔萨斯”学者的牙惠﹐依法炮制﹐提取结论。
宋健的这个飞弹科学家团队所用的科学方程式﹐就是计算中国有多少耕地和资源﹐能养活多少人﹐得出的数目就是中国的”最适人口” 。因为”实际人口” 比”最适人口”多了许多﹐故中国必须实施严格的一胎化﹐以期达到?#26368;适人口?#30340;数目。然而，我们都知道，人文社会科学在经济、人口、土地等领域的数据计算，根本没那么简单，其牵涉数据之广，需要考量的已知和未知的变数之多﹐不是一个方程式可以解决问题的。以宋健这种简单的方程式来计算﹐未免太荒谬了。他文中所举例的英国与荷兰两个国家，都没有去设法减少人口﹐事实上，这两国的生育率都很低。某些西方的”后马尔萨斯” 的学者，只不过是在象牙塔中掉掉笔头而已﹐人文学术圈中本来就是：如足成一家之言，一个假设性理论—且不论其荒谬程度—就可以成书付梓。想不到在中国﹐鸡毛变成令箭﹐当局竟认真做起来了。
飞弹科学家们所坚持推行的严格一胎化﹐全然不顾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也未考虑到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农村里耕田须男丁﹐这本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常识﹐但飞弹科学家们对此完全不予考虑。共产党靠农民起家﹐农民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可是二十年后﹐时移势迁﹐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步的障碍﹐变成折磨控制的目标。飞弹科学家们罔顾自1971到1979年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使生育率减低了50%，是中国现代史上生育率减得最多的。
飞弹科学家们既不听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学者所提出的意见﹐也不寻求他们的协助﹐不考虑将他们的意见融入自己的模式。他们不仅是漠视、简直就是轻视这方面的学者。他们的团队里只有一位社会科学家﹐仅系点缀而已。美国学者苏珊格林赫(Susan Greenhalgh)称之为”自然科学帝国主义” ﹐可谓允当。治人文社会科学，变数很多﹐变化很多。天灾人祸﹐无法逆料。能够养活更多人的农作物新品种常有出现，这类专家又无法预知，也不屑于去了解。举例来说﹐目前我校亚利桑那大学和湖北合作的”神农计划”即将研究出来的稻米品种，就有养活更多人口的巨大潜力。试问二十多年前设计这项工程时﹐宋健能预知这样的发展吗﹖宋健能预知两次大地震会带走数万生命吗﹖宋健能预知三鹿奶粉会致多少婴儿于残疾吗﹖他们可都是一胎家庭的心肝宝贝啊﹗宋健能预知在2033年前﹐中国人死于肺病和肺癌的就会达到八千三百万人吗﹖
最严重的是，当时并无可靠的人口和精确的资源统计资料。如果资料不正确﹐不论方法多么科学﹐运算多么精细﹐计算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有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科学家们自己能相信吗﹖姑且不论其所持理论本身就有严重缺陷。
飞弹科学家们将这种有问题的统计数字拿来和外国的数字比较。在世界各国中﹐他们所取的是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已开发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数字。所得出的结果当然是更增加人口问题的危机感。
飞弹科学家们的正业是研究飞弹﹐这项工作是国防工业的重点﹐乃艰危所系，这已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但他们整体认为，研究人口问题太容易了。专家们说﹐他们全日都忙着研究飞弹﹐通常要到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才会有点闲时，可做点人口控制方面的研究﹐这也正是他们将研究飞弹的方法”运用上去”的时刻。
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控制的实验竟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拍定的。此一政策影响深远﹐全国上下﹐鸡飞狗跳, 几无宁日。一胎化工程影响之大﹐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受害最大的是大陆妇女。而决策的团队里﹐根本没有女性参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仅是执行政策的总提调而已。
当时反对严格一胎化政策最力的是马克斯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粱中堂﹐他主张”晚婚﹑晚育﹑延长间隔” ﹐允许生育二胎﹔他预见到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提出”4﹕2﹕ 1” 的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将导致劳动力不足﹔也提出男女数目差异所带来的婚姻危机﹐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宽松的政策更有利于防止人口过快增长。经过粱中堂的持续力争﹐1985年﹐中国政府在山西翼城县开始了一项社会实验，测试梁的二胎晚育理论。 24年的实验结果令人称奇。 1982 至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此18年期间，全国人口增加了25.5%﹐山西增加了28.4%﹐而翼城仅增加了20。7%。
与大陆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个并未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亚洲国家﹐它们的生育率如今普偏降低﹐以纯数字而论，即使高，也比中国高得有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已经在谈论”少子化” 和”婴儿荒” 的问题了了。
(以上刊于<<传记文学>> ﹐ 98卷1期(2011年一月) ﹐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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