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丈夫到ASU任教我们搬来凤凰城，直到2006年，我们才知道在凤凰城有几位我丈夫外公的学生，其中的一位徐德之将军还常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后来，我们一家与徐德之伯伯一家在凤凰城相见，得益于我们的邻居好友陈秉智黄冠华夫妇在一次交谈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陈秉智黄冠华夫妇来自台湾，他们是徐伯伯一家的好朋友。2006年1月下旬的一天，冠华到我家小坐，见到一本关于”汪强将军诞辰100周年”的回忆录，交谈中把徐伯伯的经历与我丈夫的外祖父汪强将军联系起来了。于是冠华很快将此消息转告了徐伯伯。徐伯伯说，汪强是我们的教育长，”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校长按例名义上由蒋中正兼任，实际上由教育长汪强将军常驻学校主导校务。徐伯伯还说，他多年来就想见见汪教育长的家人，他是幼校一期学生，在大后方的空幼校学习了八年；汪教育长待他们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而且汪教育长的二女儿汪爱丽（即我的婆母）与他们年龄相仿；汪二小姐每逢周末从华美女中返回位于四川蒲阳的”幼校”家中，常常能见到面；徐伯伯还风趣地说，当年我们军校学生全是情窦初开的”小和尚”，对美丽的二小姐只敢悄悄在心里倾慕而已。

可惜当时我先生因享受ASU大学学术度假已经去了日本，几天后我也将赴日本。于是徐伯伯托冠华约定我们于三月底返美时见面。我们在日本期间，冠华在电话中转告，徐伯伯非常盼望与我们见面，而且凭记忆画了一幅空军幼年学校所在地四川灌县蒲阳河畔沟子山的油画准备送给我们，还安排了等我们回美请我们以及冠华一家餐叙。可是就在我们回美的前一周，3月19日徐伯伯突然中风住院了。我们回美短暂待了几天，冠华将我们一家三人在徐伯伯赠送的油画前的合影，送给了徐伯伯。

后来我们在日本期间，听说徐伯伯恢复得非常好，我们真是感叹他生命力的顽强。他还表示，有精力时将把与汪教育长的后代在凤凰城相认的故事写出来。以徐伯伯丰硕著作的功力和笔耕不已的毅力，我们等待着拜读徐伯伯的生动文章。

2006年夏回美后，我们一直等待徐伯伯尽早恢复能够见面。9月16日，徐伯伯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庆祝八十一岁大寿，也邀请了我们。徐伯伯一见到我们，马上站起来，握着我丈夫的手，说了很多关于空军幼年学校，关于汪教育长的话题，当时的情景很感人。徐伯伯的敏捷，健谈，乐观令我们非常敬佩。我们带上了汪强将军的照片、书籍资料、空幼校校友聚会的录像等，因担心徐伯伯太激动会影响心脏，我们和他的家人约好下次见面再全部拿给他看。分别时，我们和冠华夫妇与徐伯伯留影，大家度过了一个极其美好的夜晚。

9月24日，徐伯伯突然病情变化住院，10月2日，受到众人尊重的徐伯伯辞世。使我们万万难以相信的是，我们在徐伯伯生日聚会上的见面，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怎不令人痛悔万分！

哀讯传到南京，徐伯伯当年一期的同学、空军幼年学校校友会的负责人刘祥骐伯伯，还有我的婆母汪爱丽教授做为汪教育长的后人立即发来唁文，痛悼友人的辞世。后来，两位长辈口述回忆，嘱我整理成文，表达他们的思念之情。

1939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铁蹄伸入中国腹地，日寇的飞机对我国大后方狂轰滥炸，无数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时国家航委会任命保定军校第三期出身、曾在美国留过学的汪强将军在四川筹建一所以培养抗日空军后备军为目标的学校”中国空军幼年学校”。

当时许多省的爱国少年，纷纷报考，经过身体测试和笔试，最后是百人千人挑一。徐德之伯伯在12岁时只身一人远离父母来到了这所学校，成为空军幼年学校第一期学生。接受了既有军事化训练又有德、智、体、美、劳、高素质的培养；既强调整体纪律观念又重视个性充分发展；既传授中国优秀的古老传统思想又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教育理念。徐伯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抱着将来要成长为一名飞行员，驾驶铁翼把日本强盗赶出国门、收复失地的决心而努力学习着。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为他撰写的小传曰：徐君德之善诙谐，语言幽默而富风趣，为人谨慎诚实，同学莫不乐与为友。君身材适度，为一翩翩美少年，嗜文艺，极爱交际，而不好运动，处事敏捷，机智过人，尤好探求新奇，君细目，其视也如瞑，故同学咸戏呼之曰”咪咪”。徐伯伯与他的同学们在青少年时代就怀有一颗坚定的”爱国心”，要洗刷国耻，所以都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艺。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和遍布各大洲的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中，不仅许多人成为空军骨干，还有许多人以其在幼校的功底，进入其它专业学习，在科技，教育，实业，艺术等领域有所建树者不乏其人。有的成了杰出的飞机设计师，还有的成为业绩显著的大学教授，而徐伯伯后来就成为了一名能行医、会油画、擅写作的空军儒将军。

徐伯伯从十二岁起在蒲阳河畔的空军幼年学校度过了对人生历程中最有影响的八年，因此他有着浓厚的”蒲阳情”，他不但积极为《蒲阳通讯》撰稿，还常与同学相聚。他身居美国，远离蒲阳，还能凭记忆绘制了一幅蒲阳河畔沟子山的油画。这幅油画充分表露了徐伯伯对蒲阳的深切怀念及心中浓厚的蒲阳之情。在空军幼年学校的数年生活，学生们从小朝夕相处产生的这种”蒲阳情”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虽非兄弟却胜似兄弟。正如空幼校校友们所说，这是一种”缔结于抗日烽火的特殊年代，植根于蒲阳山水的特定环境，由共同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仇恨所浇铸”而成的感情。由于岁月的洗磨，当年的两千一百位蒲阳少年，现在大约只剩下一千位古稀老人了。但他们都一样珍重地保护着心中越陈越醇的蒲阳情，都对抗日烽烟中有过的峥嵘岁月充满骄傲，他们有时自豪地用训练有素的歌喉忆唱着自己”论年则幼，用志不歧”的人生初旅，唱着无愧于祖国、无负于时代的童心淬砺历程。这种深埋在心中的蒲阳情，经过近20多年来，北京、北美、台湾三地《蒲阳通讯》的交流，经过无数次的各种形式的聚会，这种”蒲阳情”更为发展、更加深厚。这种感情从全世界来看，在所有的军事学校、普通学校之中也是不容易见到的。

徐伯伯来美后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热心为教会的许多活动服务，一贯乐于助人，经常款待来美受训的空军人员。更重要的是，徐伯伯的智慧，宽容，坚毅，豁达，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力，他在教会和侨界获得了赞许、敬佩和尊重。从徐伯伯撰写的文章中，常能感受到他的感恩之心及传福音的热情，徐伯伯有着深深的”基督之爱”。

现在，徐伯伯已经离开了尘世。我与徐伯伯仅见过一面，我们再也见不到他曾想动笔写出因见到汪教育长的后人而引出的漫长岁月中的记忆珍藏，这真是令我们万分痛惜。今天，我只能以我的文笔，代我们的几位长辈表达对徐伯伯的深切思念之情。愿徐伯伯与他爱戴的、同为基督徒的”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教育长汪强将军在天堂里相会。(写于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