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天公不作美

也怕地不给力

最怕听到”程政委说的”

文化不是用来显摆的

搞不清谁是阶级敌人

游走于阴阳之间

迷茫于红黑和白之中

现在一讲起历史便是明清宫室秘闻，或是英雄豪杰，手刃倭寇之类，前几十年的发生的事倒让人淡淡地忘却了。历史就像个小媳妇被后人任性涂抹，连经历过的人都怀疑她存在的真实性了。当政的自己不说真话，销毁证据，还告诫卸任的一切秘密要烂在肚里，不许传出。所幸小民不属那列，还有机会为知青时代留一记录，补遗拾缺与波澜壮阔历史同行的小人物。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追求，有不同的时代的英雄枭雄或狗熊，正如现今忽然蹦出个马云，那时稀罕的是焦裕禄。兄弟不才，下乡时节当了几年生产队长，没见过现在乡镇管事干的那些拆房逼税，上环刮宫的耀武扬威，也没轮上入党提升，倒是涕泪一把，溴事一摞，小晒一笑，以正视听。

一不小心，土袍加身

按常规说，我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是不可能在乡下生产队当上队长的，但谁叫我们正好生在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年代呢。

书没读几天，全部学生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中小学都不上课，专读语录。后来发觉国家这样折腾也不是事，那管事的大手一挥，读书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全部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本人成为那上千万分之一，注销了城市户口，去了那江西井冈山专区下乡插队。

那井冈山在当时中国可是个有名的地方，虽然比不上圣地韶山，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任当局发迹的地方，红军在那里凭险阻挡国军进攻，站稳了几年脚跟。所以能到那里插队下乡也有点沾了仙气的感觉，和同窗写信聊天仿佛底气也上来了一点。我所在的队虽然是在山下，但听说那山上家家是烈属（参加红军，战死沙场），便还是心怀崇拜，有虔诚的心态。所以虽是城市学生一个，做起活来还是努力有加，不愿输给农人，几年下来各种农活包括山上的活（四面有山，先人在荒山栽种了油茶树）都学会了。但在农村，要让农人另眼相看，还必须做的强悍，精到。试举几例：

农活中首要的是力气。这力气分两种，一种是耐力，虽然不重不难，要你长时间的坚持就看你的心力是否有足够的定力。这点所有的插友农伴都能做到，虽不喜欢但无奈的力量更大，逼着您定力养成；另一种就是负重力，需要足够的体魄和意志。村里有个小伙力大嘴也大，人喊阔嘴，自持年轻气壮，整天在我们知青面前幺五幺六的。一次出工挑牛栏粪，从牛栏里挑到田里，阔嘴嘴都撇到天上去了，笑话知青没力气。虽那时人力不壮，但气还有一口，我一口应战阔嘴，称两个三百斤的担子，一人一个送到田里。结果一个装到250斤左右，阔嘴歪斜地走了几步人倒下了，没了先前的傲气，只是喘着气斜眼看着我的洋相。一看对手倒了，我又增了几分自信，结果担子再加到290斤，一口气送到田里。虽然担子压得眼睛几乎曝出，但从此后，农伴们再也不敢小巧我们，我呢，私下也有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得意。

另外，手里的活计还要做得精到，让人信服。我们插队的地方因为雨水多，历来种的是水稻，所以犁耙插秧割稻都是常规的农活。刚干起来有点难，但干久了，那儿时玩耍养成的记忆便成了技压群雄的本事。比方那犁耙田就是将土活着水，弄平整了，可以供人插秧。其实那有点像小时玩泥巴活水，活着活着感觉就来了，土旮旯就变成水镜一般的了。还有更细致的撒种谷育秧，一般都是资深老农才有这般待遇，在比水镜还水镜的秧田上洒下种谷等待秧苗出生。老农小心翼翼，侍候秧田如同对待自己的闺女，弄得好根根都像出水芙蓉。但也有失手的时候，哪天风沙太大迷失了手里的分寸，待到秧苗出生便是稀毛癞痢一般，弄得拔秧的妇女叫苦不迭。不过在我们看来也就是小时在公园的湖面上撒沙子一样，沙溅水花，一路压过去就是。于是说尽了好话，让老土地让我这样的新手干一回。因为有儿时调皮玩耍的经历，所以撒起谷来，也潇洒大气，有模有样，老土地称赞有加。从此，有老农撑腰，这最精细的活里也有了青壮年的身影。

不过，插秧是我的短板，这也和幼时的经历有关。父母为人师表，总是教育我们不要玩杂耍，荒废学业，所以插兄们玩牌发牌溜得像刘谦，弯腰插秧像鸡啄米一样，不会发牌的我只好在并排插秧时被人拉下或者关在当中，汗流夹泥，举目无亲。好在农民老表以下力多少看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没受歧视。当时腰酸无比，特别是左面，总要撑着膝盖才能坚持。看着插妹们嘻哈一阵风样掠过，常自责很久，缺乏锻炼哪。后来到了美国体检，医生大惊失色，说他从医多年还从未见过人腰椎右面有强壮的肌肉，而左边一点肌肉没有，问为什么。怪不得我左腰老酸，插秧老追不上他人呢。为什么，能向老美说得清吗，说挑了十年担子，肌肉长到一边去了。恐怕他们连担子都没见过呢。

农民虽然有时小气，但助人讲义气的古风还是深存心底的。这又要说到前面的阔嘴兄弟了。这兄弟显摆力气不假，但手活不精也常被农伴笑话。而且这兄弟脚下走路不稳，大概是外八字脚吧，凭白无故地走路会自己绊倒自己，脚花太乱。那年到山上扛木头，一伙青壮年都结伴成行，唯独阔嘴兄没人与他为伴。因为扛树除了是个力气活，还是个细心活，常常是两人扛一根木头，前面的人扛大头，后面的人要靠近树中间一些扛，减轻前面人的重量。在弯曲的山路上行走，后面的人责任更大，除了要看清前面的路外，还要预算肩扛的树尾是否会挂到岩壁，否则连人带树狼狈为奸都到沟底去了，危险大去了。这脚花乱的没人喜欢为伴。

我是新手，也没人为伴，便最后与阔嘴自然搭配为伴。这阔嘴也真的名不虚传，认真倒是认真，背上的汗我在后面都看得见，但脚法就不敢恭维了。岂止是不敢恭维，看到阔嘴脚下在跳舞简直是胆战心惊了。沪语常说脚骨弹琵琶，大概就是这般境界。要知道，那时我们肩上扛着同一根木头，任何闪失都会导致两人与生死俱进。

但怕什么就来什么。在过一条山沟时，阔嘴那脚不是仅仅在弹琵琶了，而是乱弹古筝了。山里都没路，拿着砍刀干掉荆棘能过就是路了，遇上山涧放倒几棵小树并排一下还颤颤悠悠着就是桥了。过这桥也要有技巧，要脚板打横同时踩到两棵树上上才敢用力。阔嘴就有这个胆量，那外八字还未打横就敢用力，一脚踩上去整个人连同肩上的木头就滑落在两根树当中，整个桥上就剩下阔嘴的头和肩扛的木头了。

看官可曾忘记，这扛木的另一头是还没有过桥的我。如果我经受不住那强大的震动，丢了木头，自己得个平安，虽然无可指责，但阔嘴兄弟的生涯可能由于木头的再次弹起而结束。我死顶着没让树脱肩，让闻声赶来的伙伴救起了阔嘴。那拖起的阔嘴嘴吓得更宽了，半天没合拢来。

就这样以后选举队长时，乡亲们选了我，除了力气和技术外，其中一人就提起了这话题，说是有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担当。

不过，被选为队长也属偶然。历来中国的官不是想当就能当得，每个时代都要走自己的程序。比方古代人纵有满腹经纶，也要进行科举选拔，从秀才做起。但当时不知道哪阵风吹来，说村里百姓可以自家选举队长，用现在的话就是民选了。有老爷子当官的背景，便可以入党入团，还可以坐大队书记的位子，我等没背景，又不是党员团员，纵然心中有万般念想，也是断不敢有此奢望的。但这个20多户，100多口人家的小村偏偏异类，虽然同姓吴，但事多，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结果选举会上，让我这样知青得票最多，当上了队长。

好好的城市学生不去读书，到乡下当上个队长也不是凭知识，在现在看来都是最不可思议的。但这一切都这样发生了。身在其中的时候更是只有受宠若惊，而没有今天的疑惑了。（待续）

作者简介

商慧明，现居亚利桑那图桑市，出生在上海，1968–1978年下乡在中国江西井冈山地区。恢复高考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学校和出版社就职，为汉语大词典的编辑，主编过《我的名字叫中国》和《上海生活年鉴》，发表过数十篇专业论文及上百万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