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增祁：返乡之旅二　走进北京

凤凰城　崔增祁

　　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宽敞明亮的二号机塲楼正是我移民美国前曾参与投标的项目，后来又相继建成了三号航站楼，北京航空港已成为不逊色于世界一流的机场。通关手续也十分简㨗，不到三十分鈡，我们就见到了迎在机场出口的儿子。在首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堵塞。从机场到我儿子的住处朝阳公园顺𣈱的话只需20多分钟，我们却用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完了全程。在机场高速公路上，车辆像蜗牛般在爬行，如果你便急的话，下车卸载后再跑凣歩还能赶上。我儿子终究在这亇城市生活了多年，掌握了堵车状况下的驾驶窍门。一是见空就钻，用车头抢先併道，退让决无出路；二是紧跟出租车占用紧急车道行驶。紧急车道是供事故发生时急救车和警车使用的专用通道，一般车辆是不准占用的，但因为严重堵车人们顾不了许多。出租车司机最熟悉警察出没情况和摄像头位置，他们知道什么时间那一段紧急车道占用可以不被警察发现，跟在他们后面没错；第三，应用I-phone导航系统，它随时会提醒你前方50米有监控探头，这时就赶快回到拥堵的车道内。这充份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人办事常常喜欢打”擦边球”, 和美国人的循规蹈矩，一切按规定办事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因此我们有些中国人常说人家洋人死脑筋。我在美国住长久了，倒觉得和死脑筋相处比较省力。

　　人到了一定年纪，更加喜欢怀旧。今次返乡特别想要重新看一下北京，激起对往事的那些回忆。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五年，可以説，除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我人生中的鲜活部分都和这个城市相关。充满理想地进入了而立之年，似真似幻地渡过了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尚不知夭命何在，转眼之间进入了耳顺之年。跌跌撞撞地走来，在这个古老而迷人的城市渡过了大半辈子。

　　我从东单下车，先去寻找当年在北京住的东单二条单身宿舍。我曽在这幢楼里生活了八年。那幢用红磗砌成的三层楼房已不见踪影。整条亍都不在了。李嘉诚先生用敏锐的目光，三十年前就买下了紧挨着长安亍的黄金地带，盖起了李家诚广塲，这一块地价早己翻了几十番，赚了个满盆。有钱人就是这样，又能赚钱，又能爱国，名利双收。我在巴黎的时𡘓，有一位朋友曾和驻法使舘的官员半开玩笑説：”你们不是説革命不分前后吗，怎么现在分钱厚了呢？”。 其实这位朋友太天真了，自古以来，都是财大才能气粗嘛！囊中羞涩，只能作穷酸秀才。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就连美国这一号称世界最民主、保障人权平等的国度里，要竞选总统或议员，没有相当厚度的钱或钱团的支持，也是走不通的。

　　沿着长安大亍向东走去，一幢五层髙的优质红砖楼仍屹立在那里，虽然周边都盖起了髙楼，在新北京饭店对面，她显得有些老态，仍不失她当年雍容华贵之美丽。这就是我一九六四年进入首都工作的煤炭工业部办公楼，当年我一步步迈上门前高高的台阶时，我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年轻人的抱负和气盛，踌躇满志，决心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亊业。我是在基层积累了实践经验后被选拔到国家行业领导部门来的，我感到肩负着无比的重任, 我要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干，使中国的煤炭建设事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那时，似乎国家的前　途和命运都在我的责任之中。那一个人没有年青过？那一个人没有疯狂过？我在像册中找到一张当年站在办公楼前的旧照片，目光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思考，脚下却饱含着犹豫。这很像我一生生活的缩影。附：旧照片

　　在这个楼里我工作了六个年头，直到林彪发佈一号命令，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学种地养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上的成就。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刚到新的岗位不久，就被安排到四清工作队去基层查四清四不清，国家机关干部不论你是那一行，首先要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业务工作先放在一边。当我们下去帮助基层干部?#27927;澡下楼?#65288;指干部检讨多吃多占、不关心老百姓痛苦）的时矦，突然四清的重点又指向了党内走资派厖。我们回到机关，那㘯以学生串联起始的文化大革命又扑靣而来，真是措手不及，于是人们都不上班工作了，写大字报、批走资派、工资不涨但月月照发。三天两头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就在门口贴坚决拥护的大标语，拿着小旗𨔼行到天安门。在那众人㫮醉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唯我独醒的特异功能。那似真似幻的情景，一切犹如在梦中，溷溷沌沌地渡过了宝贵时光。我们的办公楼的位置离天安门只有二百米，坐在办公室就能看到天安门城楼,毎次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国元首从机场过来，一定要经过我们的门口，我们在办公室窗口挥动鲜花表示欢迎，那些年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是我们的常客，也欢迎过不少次亚非拉国家元首。那时中国的朋友只有古巴、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回想起来，那是我28岁到35岁那段最富精力的时光，就这样按照组织的安排柬一下西一下地浪费了那宝贵的青春年华。之后，又是六年的干校生涯，学马列主义的书，体验中国农民的艰苦生活、通过自己的劳动知道了大米和麦子是怎样长成的。毛泽东批评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臭知识份子天天吃饭不知道大米是怎样长成的。 确实如此。但我们用读完大学再读硏究生的时间才拿到了这份大米成长的証书。

　　1976年，当我重新回到北京的工作岗位以后，国家经济己䧟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家经济部门也作了大调整，煤炭、石油、化工合併成一个部门。紧接着，一年之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天人相应，唐山发生大地震，四人帮被赶下台，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进入了不惑之年的我，已失去了青春的朝气；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磨练，当年的錂角早已磨光，幸存还留下一股民族气息，为国家强盛为国人富裕尽一份薄之力，也为不旺渡此生而䅩极投入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