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参加了这次的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抱着很浓的兴趣听了于丹教授的讲座。为此，我把听于丹演讲时做的笔记整理出来，尽量让读者对于丹教授的演讲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

　　　于丹教授在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作”中国文化专题”演讲 -文若摄于广州2011年11月

　　2011年11月23日，”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开幕式在暨南大学隆重举行，这是大陆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海外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次在大陆共同举办文学研讨会。开幕式后的重头戏是请于丹做主题演讲，题目是”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化”。

　　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品牌中国年度人物之一。于丹教授与另一位擅长在电视上讲”三国”的广州暨南大学的易中天教授一样在大陆很有名，她以在电视上讲”论语”而见长。我以前听过易中天教授的两次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教授演讲，因此特地坐到会场前排，并认真做了笔录。

　　于丹一上来就谦虚地说，她在做学生时读过在座的一些前辈作家的书籍和文章。因此，她今天以一个学生晚辈的身份来向老师前辈做一个学习汇报。

　　于丹教授在演讲中，对华文文学应如何与其他文化碰撞、融合，达到”文而化之”的境界，总体上提出了三个建议：”从哲学中学习一点思维方式”、”向历史中借鉴一点文学母题”、”向中国的艺术形式酝酿文学风格的表达”。

　　于丹教授在演讲中用实例来说明东西方宗教观念，伦理秩序的不同。她举例说，西方的教堂是垂直式的单体建筑，例如哥特式的教堂高耸向上，向天空伸延，意味着向天顶的膜拜；中国人的建筑是向水平延伸，是群体的建筑，呈现出俯拜于大地的秩序。西方人的舞蹈是托体的、高高向上的；中国人的舞蹈和戏剧演出是跑圆场、卧鱼式的，是圆润的。西方人不仅国旗上有苍鹰，西方的诗歌也是歌唱单体的、雄健的苍鹰的；而中国的诗歌是讴歌群鸟，李白杜甫的诗歌里写的是小鸟、群鸟，山花和群花；现在中国人唱的歌也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不是唱”我是一只大大的鹰”。

　　于丹教授还以东方围棋举例说，中国人发明的围棋，不同于西洋棋，没有国王，没有王后。每粒棋子都是平民的身份。下棋就是占边占角，使布局足够大，完成整体的布局，形成气象万千的布局，在大格局上取胜，而不是争一口气的小布局。中国人下棋，不叫博弈，叫守盘。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是不称霸的，不需要此消彼长的，是互济共长的。东方人的生活态度是圆润从容的。

　　于丹教授说，西方人强调严谨的结构，把情感的产生归纳于头脑思维的结果。中国人是用心灵生活的，用五脏六腑来表达感情，用”肺腑之言” 、”肝肠寸断” 、”满腹经纶” 、”肠子都悔青了”等词语来描述情感，是解构的。于丹教授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模糊和解构的，虽有缺陷，但有其长处。

　　于丹教授告诉大家，有一次，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讲述了一个禅宗故事。她说，古时候，有一家布店来了一位外乡人要买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硬说”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小混混竟然以他的人头打赌说，自己的算法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这时一位大师和弟子路过，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双方僵持不下，众人于是向小和尚的师傅- 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求教，请他作主，为卖家主持公道。

　　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遂向老和尚求教，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买家的人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大师说，佛是站在高处在全局评价人的终端利益得失，而不纠缠局部真理。

　　于丹教授这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给听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于丹教授在讲到”从哲学中学一点思维方式”时说，西方关于世界的诞生”创世记”的故事是一瞬间发生的事。东方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合一”，东方的”盘古开天地”的过程是渐进的：天地起初是混沌的，如同鸡子，盘古在其中，日长一丈，经过一万八千多年，天地开了，盘古变成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立在天地之间。这是东方人的淡定和定位。

　　于丹教授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演讲中曾引用了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因此，中国人的从容在当今喧嚣的世界上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

　　于丹教授説现代人很怕孤单，投身于喧嚣，”就连清明节也发’快乐’短信，這已经远离了慎終追远的生命尊严”。她认为，”宁静”也是一种生产力。

　　于丹教授认为，太极图的黑白两色图形蕴含着高深的辩证法；中国人的”太极拳”中有高级的智慧，当遇到外在的打击时，不硬碰撞，以柔绕过，将对方引入到空落之中。

　　于丹教授在讲到”从历史中借鉴一点母题”时说，”楚汉之争”，垓下一战，项羽的百万大军仅剩28骑，面对汉军五千骑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到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 不肯上船过江，最后自刎而死。刘邦胜了，占据了历史的高端，但文学上刘邦的道德形象一直很差。项羽虽败，历史上一直把他作为伦理上的英雄传奇故事来写，占据了道德的高端。因此，中国文学的法则是不以胜败论英雄的。

　　于丹教授在讲到”向艺术借鉴风格”时说，中国文学的特质是写意的。于丹以莎士比亚同时期的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昆曲《牡丹亭》为蓝本，用汤显祖剧本里朦胧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太守的千金小姐杜丽娘在梦中遇到俊逸书生柳梦梅的情景，醒来后要去”寻梦”，并因梦而亡又因梦而生。于丹教授说，在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中的景物和情节都是写意的，至情至性是可以起死回生的。于丹在这一段戏剧的描述中，用了剧本中优美的语言，娓娓道来，把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浪漫爱情故事描述得如真如幻，至美至极；使听众对《牡丹亭》梦幻之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于丹教授在演讲后回答听众问题说，她从小是读武侠小说长大的。她以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

　　于丹教授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引古谈今，名句妙言，信手拈来；语速不徐不急，辅之于优雅的手势，张弛有度；谈笑自然，诙谐幽默，动人心腑，扣人心弦。

　　专题演讲后，与会代表在谈论于丹教授的演讲时，很多人说于丹的语言很美，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引经据典信口道来；有人说，羨煞于丹教授整场演講完全脫稿，手上連一張紙條都不拿，记忆极好；有的说，于丹教授 繁征博引、机灵幽默的谈吐和那警句格言式的语句，是个 ”学术超女”；有的说，于丹教授用华丽的语言洋洋洒洒讲了近两小时，听下来很多内容是熟悉的，但仔细一想，有些地方是牵强附会的。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在广州结束后，11月28日海外的几百名华文作家又移师高雄佛光山继续开”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年会”。借着研讨会上刚刚掀起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热门话题，各大洲的华文作家们在大会发言和会后交流中，纷纷各抒己见。曾获得台湾最高文学奖的旅美著名华人作家施叔青在大会上说，于丹是一位大才女，她在演讲中强调发挥中华文化的大智慧。施叔青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被1840年鸦片战争摧毁了的中国人的自信心将重新唤醒；中国不像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已被消亡，中国的重新崛起，靠的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力量。施叔青说，于丹教授提倡写大题材，不要写”小情小景””嘀哩咕噜”的东西。对此，施叔青有不同看法。她说，张爱玲的作品写的是男情女爱，小风小波，通过这些反映的是社会百态，远胜于文革时期作品的”高大全”。施叔青还说，深刻的不一定庞大，以小人物的经历，写出人性，反映社会的变迁，就是诠释人生，诠释历史，就是大作。

　　施叔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下了经典的《香港三部曲》的三部长篇小说，以小人物的生存经历为主线，写出了香港百年殖民史的沧桑，是为香港百年立传的大作。施叔青后来又用了十年时间，撰写了《台湾三部曲》，为原乡台湾立传。施叔青以气势磅礴的格局，描写历史上最受歧視的族群，反映出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特征。这些都属于大河式的长篇小说。因此，施叔青说出的对于丹演讲内容的不同看法，在台下听众中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了。

　　与会代表在会后的交流中，特别对于丹的”三八二十三”的故事阐述了不同看法。有的代表说，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文化是讲原则的。例如德国人重产品质量，不重推销，连销售汽车都不还价，愿买就是这个价，决不能”三八二十三”。美国人做生意比较灵活，营销成了一门学科，做生意的把顾客当上帝，可以给顾客折扣优惠，但”三八还是二十四”。总之，议论非常热烈。

　　更热闹的还在后面。最近，澳大利亚华文作家，著名时事评论家杨恒均博士写文章转述了在”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上听于丹教授讲的”三八二十三”的故事。杨恒均写道，于丹说当时她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 ……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杨博士说，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杨恒均说，在听于丹演讲时，他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

　　接着，有不少学者写文章附和杨博士的观点。历史学家罗祖基教授说，于丹的”三八二十三”故事反映的是佛教的禅文化，它虽有”善意谎言”的特点，但是以它作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代表，那就有点胡说八道了。从源流看，佛教源起印度，不是我国的本土文化，尤其它的成为具有中华特点的思想文化是魏晋以后的事，而标志中华文化的极盛，则是战国时代的诸子异说百家争鸣，如果用禅文化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置战国诸子于何地呢？这难道不是数典忘祖吗？

　　广东教育学院许锡良教授用反语口气说，如果你杨恒均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指鹿为马”典故一再在中国上演着熟知的话，又怎么会对一个”三八二十三”的计算方式感觉不可思议呢？这种情况说得好听一点是人情社会，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丛林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大于事实，大于规则，大于真理，甚至大于一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重庆大学彭小兵教授写文章说，作为文化学者、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于丹老师也竟然把老和尚指鹿为马、毫无原则的对小混混错误的纵容当成优秀的”高深”文化。

　　彭小兵教授说，我并不否认生活中的某些变通，要不要兑现那混混的脑袋可以变通（可以饶恕），但”三八二十四”是真理，是原则，是制度，不能变通。既然于丹老师把它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高深层面，那么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文化精髓，应该是严谨的，不能随意变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或付出代价。我特别想请教于丹老师，在这样和稀泥变通文化中，小混混因错误而该承担的责任体现在哪里？商家和小和尚的正当利益该如何保护？公平与正义如何伸张？社会诚信如何维护？倘若做不到如此，那么于丹老师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文化，不但不值得炫耀，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