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孝先：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凤凰城　 唐孝先　
　　　　　　　　　　　　　　　　　　　　　　前 言

　　杨宪益先生因颈淋巴癌复发，已于2009年11月23日早晨6点45分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斯人已逝，遗风长存。

　　该文介绍杨宪益的家世、经历，他与戴乃迭的传奇婚姻，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成就，以及他俩后半生的坎坷人生。

　　我愿以这篇文章追怀杨先生的风骨，永远纪念杨宪益、戴仍迭夫妇。

— 作者

　　以英译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名著而蜚声国际的杨宪益先生和英籍夫人戴乃迭女士，是中国翻译界中译外的两颗巨星。他俩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等等经典作品，至今少见其它译本可与之媲美。

　　杨宪益，祖籍安徽泗县，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农历甲寅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于天津。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祖父的八个儿子都是留学生。

　　杨宪益的父亲留学日本，后来成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小时候住过天津日租界、法租界的花园街，穿过袁世凯鐀赠的黄马褂。十二岁之前，家里为他请了一位优秀的学者教他国文。当他的诗写得和老师一样好时，这位老师非常欣慰。老师离开时，留下几卷自己写的诗，送给学生作为纪念。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杨宪益常由家里一名年轻仆人陪同，坐包车到天津刚出现的多家新式书店，购买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的大量著作，甚至购买了书商送上门来的许多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这时杨宪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已到了贪婪的地步。

　　杨宪益上的中学，是由伦敦一个传教士团体创办的教会学校天津新学书院。在英文课程里，他学到了罗斯金、哥尔德斯密司、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它作家的散文，以及沃特 司各特、华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诗。但是他学习西方文学，主要通过课外阅读。当时天津法租界有一家专卖外国原版书的”秀鹤书店”，杨宪益经常去书店浏览、买书。他最初读的少年儿童读物有：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刘易斯 卡洛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巴利的《彼得 潘》，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儒勒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后来又读了大仲马的许多历史传奇，从《三个火枪手》到《铁面人》，直到《波赫多斯的儿子》。

　　上高中后，家里为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老师。他已经能迅速阅读英文原著，还读了不少欧洲文学名著的译本，包括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

　　一九三四年，杨宪益在新学书院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后随英籍教师转赴英国求学，先乘船到加拿大和美国游历。当时他已经读过马克 吐温的小说，华盛顿 欧文的《见闻札记》、《阿尔罕伯拉》和埃德加　爱伦　坡的许多作品；在旅途中他读了D.H. 劳伦斯的两部旅行散文：《意大利的黄昏》和《大海和撒丁岛》。

　　一九三五年春，杨宪益以优异成绩考上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该学院是牛津诸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由于当年进该学院的亚洲名额仅有一个，并早给别人，杨只得等待。他自一九三四年旅居伦敦以来，除了到欧洲各地旅行，就是刻苦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一九三六年秋季，杨宪益正式进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后获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

　　罗素广场、契林十字和托特姆院附近的旧书店，曾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常常要买来一大堆书，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釆、博格森、巴古莱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等一些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典籍。这段时间，他不仅读过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海湼全集》，已经能读懂法文，至少已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 洛蒂的波斯游记《走向伊斯法罕》和《儒勒 凡尔纳小说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在巴黎，他还听了马伯乐、格格拉奈等几位著名法国汉学家的讲座。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八年，他与友人吕叔湘、向达等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抗战时报》；一九三九年，他自费筹办抗日救亡的油印刊物《奋起》。

　　 一九四零年，赴英留学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杨宪益决定放弃去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与同窗契友、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一同返回抗日烽火遍地的中国定居。

　　戴乃迭原名和格拉迪斯　玛格丽特　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出生在北京，七岁才返回英国，北京是她遥远而美丽的梦。她的父亲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中国一往情深，在燕京大学等校教书十几年后，放弃大学教授职位，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去帮助穷人。他的这种献身精神，深深影响了戴乃迭。

　　杨宪益在牛津大学学习时，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戴乃迭。杨宪益很有情趣，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身上洋溢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一切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嗣后戴乃迭干脆放弃原来的法国文学专业改读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高材生。

　　介绍他们认识的伯纳德　梅勒（Bernard Mellor）是杨宪益的同班好友，那时梅勒正在热烈追求戴乃迭。杨宪益被有着一头美丽的金发和碧蓝的大眼睛、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戴乃迭吸引，戴乃迭也选择了杨宪益。

　　杨宪益和戴乃迭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的当天晚上，杨宪益很有君子风度地将此事告诉了梅勒。梅勒非常伤心，后来也没有参加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订婚早餐会。他因失去戴乃迭痛哭过好多次，并与杨、戴两位好朋友断绝来往，直到阔别多年后才再度重逢。

　　戴乃迭的母亲为了阻止她嫁给杨宪益到中国，曾经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见雷音《杨宪益传》第四零六页）。戴乃迭的父亲也劝告她：”先别忙结婚，在中国住上几年后，如果觉得受得了那种苦，再结婚。”

　　戴乃迭当时芳龄二十一岁，申请入华护照时，英国官员不禁纳闷：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洋姑娘，为何非要去战火纷飞的中国呢？然而戴乃迭小姐却一意孤行，说我要和我的中国未婚夫一起去。杨宪益在自传中也说：”我离开牛津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有Gladys陪我一起回去。”

　　他们两人从南安普顿开始了一生的双人旅程。此时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们绕道加拿大、美国、辗转上海、香港等地，历经数次险途，终于借了钱来到杨家家人所在的重庆。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举行了婚礼，那天还是新郎给新娘剪的头发。两位证婚人分别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接下来的艰难日子里，他们迎来了三个孩子的出生。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西南各个城市之间奔波，非常辛苦。杨宪益一九四零年任重庆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戴乃迭的工作一直不顺心，她的外国身份常常遭无端猜疑。有一次，她的单位怀疑她是”英共党员”、”共产国际代表”，把她解聘了。

　　一九四三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重庆北碚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任职。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还没有人进行中文译成外文的工作。事实上，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文外译显得势单力薄。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仍知之甚少。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这样，杨宪益成了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向世界推介的第一人。

　　在国立编译馆，杨宪益选择难度较大、很多外国人根本没有看过的《资治通鉴》来开始翻译，总共译了近四十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可惜由于战争原因，《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未能付梓，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从此也开始了他们的翻译生涯。

　　杨宪益之所以考虑去国立编译馆，重要原因就是，虽然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毕竟吃力。一起作翻译，一则对她来说比较轻松，二则两人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珠联璧合，保证译文的高质量。常常是杨宪益手棒中国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英文打定机飞快流动起来。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襄助，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翻译的，就连《楚辞》也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老舍等匆匆返回北平，杨宪益接替梁实秋的职位，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一九四六年夏天，杨宪益和戴乃迭带着两个十分幼小的孩子和行李，登上编译馆费尽千辛万苦雇来的一艘木帆船去南京。到了南京，杨宪益才得知，他们后面那艘载着他的大量书籍和其它物品的木帆船起火沉没了，从英国带回的七大木箱书籍在这场船难中毁于一旦！

　　中国大陆政权交替时，国立编译馆上司教育部长杭立武，专门为杨宪益一家留了四个飞往台湾的机舱座位，但杨宪益选择留在大陆。

　　刚解放不久，有一次毛泽东邀请文化界人士在怀仁堂叙谈。周恩来很客气地向毛泽东介绍，杨宪益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得很好。毛泽东一边跟他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宪益当时很简单，就回答说：”主席，什么都能翻译。”

　　上世纪三十年代，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就认识钱锺书。解放初期，钱锺书被调去北京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杨宪益当时还在南京，大约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南京统战部通知他，说北京的钱锺书也推荐他去共同翻译《毛泽东选集》。杨认为自己对翻译政治性文章很外行，担心做不好，婉言拒绝了，说自己更喜欢翻译文学作品。

　　一九五二年底，杨宪益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社长刘尊棋准备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开了一个单子，共有一百多种古典、现代文学名著，这正是杨宪益的兴趣爱好所在。

　　杨宪益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编，他们夫妇带领一班人翻译了很大一部份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出了单行本。《中国文学》对全世界发行，自一九五一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外国读者探视中国文学作品的唯一窗口。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杨宪益、戴乃迭合作英译并出版的文学作品有：《离骚》、《屈原》（话剧）、《雪峰寓言》、《唐代传奇》、《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宋明平话选》、《儒林外史》、《汉魏六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中国小说史略》、《故事新编》等。

　　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文革”期间被迫中断。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杨宪益的家被红卫兵查抄。与他们划清界线的三个子女被发配三地：大学毕业的长子分配到湖北一家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农村，他们过着穷困而又受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的七十多岁的母亲，被罚每天扫大街。

　　杨宪益和戴乃迭还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诱因是戴乃迭把当时到处可见的红卫兵造反小报寄去英国而被查获。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都进了半步桥监狱。杨宪益在家里喝过半瓶曲酒，进了监房躺下睡觉时，旁边的犯人联到他身上酒味，还以为他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写了首《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戴乃迭收监时被脱光衣服搜身，后被判单独囚禁四年之久。

　　戴乃迭被关押失踪后，英国学术界二十三位著名汉学家联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知道戴乃迭的情况，可惜请愿书如石沉大海。

　　等戴乃迭出狱，才知道已与母亲阴阳相隔。她母亲曾多方打听，也不知道女儿死活，临终未能与女儿见上最后一面。

　　非常荒唐的是，被关了四年的杨宪益，在出狱时还要出四年的”伙食费”。

　　杨、戴两人出狱后，杨宪益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年后才痊愈。他们那天资聪颖、期望最高的儿子杨桦精神失常，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承认杨宪益是他父亲，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后来因为周恩来过问，杨桦批准去英国，临走前他把所有的书都烧光，只留下他的共青团员证和毛泽东像。杨桦在英国一看到中国人就害怕发抖，最后这位年轻人选择在圣诞节期间点燃汽油自焚，结束了生命。杨桦死前把毛泽东像戳满了洞，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国名字David Green。杨桦的死，应验了戴乃迭母亲当年的预言。

　　杨宪益夫妇置四年牢狱和独子丧生的伤痛于度外，继续被”文革”腰斩的《红楼梦》英译，最后于一九七四年完成，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零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本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杨宪益夫妇还翻译出版了《野草》、《史记选》、《呐喊》、《彷徨》、《三部古典小说节选》、《聊斋故事选》、《汉魏六朝诗文选》等。

　　《红楼梦》和上述各种译本在国际上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学授予七十八岁的杨宪益名誉博士学位。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种，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些袖珍型的册子，价格便宜、容易携带，在国内外都很畅销。

　　进入老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寸步不离地陪伴她。一场大病之后，她失去了记忆，丧失了读写能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从戴乃迭病重住院到离开人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热情。

　　为悼念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爱妻，杨宪益赋诗一首：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超过半个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历尽艰辛。他们翻译生涯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使他们双双获得”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