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增祁： 云南行（一）

　　去年，我回中国参加了低价的江南游，今年回国又恰逢美西侨报登出洛杉磯旅行社推出99美元云南七日游的项目， 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云南，是我八岁前生活过的地方。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区渡过了童年，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不知為什麼，我对这片土地一直有着那样一种割舍不开的感情。
　　我的这次旅行上午十点从苏州出发，乘城际高铁约30分鐘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高铁站和机场入口是连在一起的。十二点起飞，下午三点半就到了昆明春水机场。整个旅程只用了五个小时。舒适又快捷的行程使我联想起幼年时代的昆明之行。
　　1938年，那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时代，中国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许多爱国青年不愿过亡国奴的日子，跟随政府撤退到后方坚持抗战。我的父亲就是跟随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一批爱国人士到云南去开发了明良煤矿，支援抗战。在我父亲到达了目的地后，日本鬼子已经阻断了陆路，我母亲只得带着刚学会走路的我经海路乘船到香港，再从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辗转周折到了昆明，实现了家庭团聚。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是逃难。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人们為了求得生存的希望，背着大包小包，挤坐在充满着臭味的船舱裡，还要时刻提防着鬼子飞机的轰炸，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旅途。也有一些同胞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失去了生命。我那时还不记事，只是依偎在妈妈的怀抱裡，睁大着眼睛看著这发生的一切。这都是妈妈告诉我的故事，还留下这张护照用过的照片见证这苦难的旅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小日本鬼子投降了。人们欢欣鼓舞，离别了家乡八年的人们都想着早日回乡与家人团聚。那时坐飞机的人还很少，极少数有钱的，当大官的坐上飞机回了南京，上海；大部分人只能筹划盘缠，从陆路回家。那时云南还没有铁路通往国内，通过公路返乡是唯一的选择。于是父母带着我走上了回家的旅途。那时的我已经八岁，读完了四年级，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从昆明出发，先坐汽车经贵州到湖南长沙，这是一条险途。三十多人坐在一个带篷的大卡车裡，卡车是靠烧木炭驱动的，每天早上副司机要提前起来点火，九点才能发车，下午四点左右一定要住下来，因為当时贵州土匪十分猖獗，黑天行车十分危险。后来我曾有一次去贵州招工，和当地的青年谈起他们的家史，才知道他们几乎每家都与土匪有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加上贵州尽是山路，老爷车时速十多公里，不时大家还要一起下来推车。就这样平均一天一个山头，大约走了20天，终於到了长沙。从长沙转乘拖轮，也就是用机器船拖着几个木船穿越洞庭湖走了五天，再由武汉坐大一点的江轮到南京，从南京乘火车回到上海。我们原本过了元旦从昆明出发，计划赶回上海过个团圆年，结果船过安庆已是大年初一了，整个旅程用了一个多月。这是一段艰幸的旅程，但心情一直是阳光的，因為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是战胜国的公民。
　　日本佔领时期苦难的旅程，抗战胜利时那艰辛的旅程和这次轻鬆愉快的旅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国共内战和不断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多少伤害，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七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飞机降落在刚建成不久的春水国际机场，机场规模在中国名列第四，我下飞机到出口走了半个小时。我不喜欢这个机场，因為它太大，太新，感觉空盪盪的，离市区也太远，更重要的是我爱巫家坝。昆明机场一直以巫家坝机场而闻名，那是在法国人帮助下1922年建成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的司令部和主要基地就设在这裡。多少抗日英雄在这裡生活和工作过，多少英雄故事在这裡传颂。巫家坝机场和当时开闢的驼峰航线在抗日战争后期曾作出了重要贡献。巫家坝，多麼动听的名字，在我再度来看望您的时候，您居然以九十岁的高龄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