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为什么成为了反腐主战场？

　　上周四，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男的数项腐败事实。 几个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警。罗昌平随后亦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经委托律师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刘铁男，但是罗先生的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巨大震动。

　　此前在微博上匿名或者实名举报官员的例子数见不鲜，官员因此而”中枪落马”的亦已非一起。陕西”表叔”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而18大之后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不雅视频丑闻，亦发源于微博。不过，考虑到罗先生乃是中国知名杂志的媒体领袖，其多年前亦曾经上书总理痛诉农村苦情，身份不殊，而其所举报的官员位高权重，若是失败，所可能遭致的报复恐怕惨痛。因此，此次的举报所彰显的勇气诚然非凡。

　　然而，罗先生这非凡的勇气恰恰暴露了一个至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实名举报一个在位的官员？回顾此前种种，为什么微博，这样一个原始设计为社交作用的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

　　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微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认为，微博的媒体功能，不过是短暂的”荷尔蒙爆发”，在舆论无法自由的前提下，微博补足了媒体受限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我似乎低估了中国国情的作用：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微博仍然将成为传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

　　诚然近些年中国的媒体在揭发腐败方面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时便有斩获，包括罗先生所供职的《财经》杂志。然而，恰恰由于媒体本身位置所处，亦在国家制度框架管束之下，多数情况下，只能打那些已经落马的贪官，亦即俗称的”死老虎”，对于那些仍在位上，往往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权臣，或者地方诸侯这样的”活老虎”，即便手中有料，也惟有望而生叹。

　　从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才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清明的根本性保障，最有效的机构，自然是检察院、法院、肃贪组织等暴力机关。在这种机制之下，检察官、法官和廉署工作人员等执法者才是反腐主力，媒体是舆论工具，而公众是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力量。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公民不受伤，举报不冒险，执法不罕见。在成熟社会中，这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制度运行模式， 一旦一个公民成为了举报者（往往还不是面对公权力，而是面对大公司），他或她便成为英雄。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Whistle Blower”（告密者），也端在于此。

　　但是在中国国情的笼罩之下，制度化的反腐却置于系统之中，而根本无独立的力量与之抗衡。纪委、反贪局成为官场，反腐成为过场，于是微博就成为了主战场。公众无力量，权力无担当，于是惟有依靠公民的以死直谏这样中国传统剧目中的戏码，才有一点点突破制度铁壁的可能性。

　　公民为什么必须在微博上进行反腐？恰恰是因为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检察院、法院、纪委、反贪局无法有效地、制度性地解决大多数的反贪反腐工作，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惟有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公示公众，倒逼制度。

　　可是，类似罗先生的涉身犯险，即便撞开了这厚实铁壁的一角，也对于整体的局势无补。因为制度铁墙之内的保护，足以令为数众多的官员罔顾这微小的可能性与概率。而那些招致报复的案例，却能够轻易使效仿者噤若寒蝉。

　　一种制度，一旦必须依赖普通公民的勇气与涉险来抗击腐败，其反腐制度的有效性已然存疑。而这个当政群体的反腐决心与动力，也就存疑。中共内部早就已经设置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制度，也颇有一些不计个人安危冒险举报的案例。然而此种内置于体制之中的设计，所依赖的，无非仍旧是个人的勇气而已，于整体无丝毫撼动。

　　至于有着更大公众影响力的微博反腐尽管似乎蔚为奇观，此起彼落，但是其脆弱程度也几乎不堪一击。如果将反贪的主战场或者希望寄托在这样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未免乃是对于常识的嘲笑，或者至少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