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沈宁：沈雁冰

　　我少承庭训﹐自幼习文﹐喜欢读书﹐年纪尚幼﹐就知道茅盾和夏衍二公都姓沉。对於一些年轻到连此二公都不知是何人的中国青年﹐需要解释﹐茅盾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作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春蚕》﹐后来做过文化部长。夏衍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家﹐代表作有《》和《》等﹐后来一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人。而对於一些或许听说过茅盾和夏衍名字﹐但不知他们姓沉的中国人﹐需要解释﹐茅盾是沉雁冰先生的笔名﹐夏衍先生的原名叫沉端先。
　　因為知道这两个中国文化名人都姓沉﹐记得曾问过父亲﹐他们跟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小时候以為﹐能跟茅盾夏衍做亲戚﹐是件光荣的事。父亲笑笑说﹐茅盾先生跟我们一样﹐都是浙江人﹐如果以此而论﹐我们可说是同乡。沉雁冰先生是浙江乌镇人﹐乌镇古今都隶属於嘉兴府﹐所以也可以算是嘉兴府人﹐那麼就更我们嘉兴沉家更是同乡。但我们两个沉家﹐只是同乡而已﹐不是一家。听了父亲的解释﹐我失望了好一阵子。
　　大概是小学时候﹐我刚认识几十个字﹐就装模做样﹐抱起厚厚的《子夜》来读﹐以為会得到父母亲的夸奖。不料母亲看到﹐嗤鼻一笑﹐摇头而去﹐一副大不以為然的模样。於是我就闹不懂了﹐為什麼外面公眾拼命要打倒的很多人﹐比如胡风陈独秀先生﹐在我家受到父亲母亲的讚扬﹐而很多社会上极力推崇的人﹐比如沉雁冰郭沫若先生﹐在我家却常常不受到父亲母亲的尊重。
　　我问过母亲很多次﹐每次都得出同一个结论。那些让人听起来了不得的名字﹐在民眾眼裡神秘得不得了的人物﹐其实母亲曾经都见过不少。而据母亲说﹐他们没有什麼神秘﹐更没有那麼了不起﹐不过都是些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為此我倒觉得母亲才了不起﹐因為她对任何人都从来不盲目地崇拜﹐而没有个人崇拜意识的人﹐在中国太难找到了。在我看﹐庙裡的神像﹐本身不过一个泥胎﹐只是因為万眾崇拜﹐才抬高其价值。
　　据母亲说﹐外祖父同沉雁冰先生的交情开始得很早﹐也持续了许多年。外祖父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就与沉雁冰先生成了同事。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群英云集﹐郑振鐸先生和沉雁冰先生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并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推动新文学创作。
　　外祖父虽然新到﹐但喜好相投﹐很快便同文学研究会的人来往密切。直到几十年后﹐外祖父仍然津津乐道﹐当时他们那一班文人﹐经常聚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雅餐厅﹐吃茶谈天。但我不知道﹐当时外祖父是否了解﹐沉雁冰先生竟是中国共產党的创始人之一﹐属中共的第一批党员﹐而且身负重任﹐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内发展了好几个中共党员。据说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就是沉雁冰先生参与组织的﹐但他何以没有参加中共成立大会﹐相关资料现在开始在中国慢慢披露出来﹐不难找到。
　　五卅运动发生后﹐外祖父著文抨击英国军警对中国市民开枪﹐属于严重违法﹐文章在《公理报》上发表﹐轰动上海滩﹐致使英国公使扯下脸面﹐把商务印书馆小编辑陶希圣告上法庭﹐必欲治罪方休。那《公理报》的主编是郑振鐸先生﹐他也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还有叶圣陶和周予同诸先生。据外祖父自己说﹐相比而言﹐当时他更喜欢给《东方杂誌》写文章﹐因為《东方杂誌》给的稿费最多﹐每篇可到五十元。而沉雁冰先生正是《东方杂誌》社的人﹐另外还有樊仲云和胡愈之先生等。据外祖父后来回忆﹐当年《东方杂誌》是最喜欢发表社会名流写的文章﹐或者名流们介绍的文章。
　　北伐战争爆发﹐外祖父应邀从上海偷渡到武汉﹐参加北伐军﹐任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同时沉雁冰先生也在武汉﹐投身北伐革命﹐担任著左派刊物《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当时武汉是中共的大本营﹐叶挺指挥的独立师在武汉﹐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武汉军政学校则由惲代英主持﹐苏共代表鲍罗廷也坐镇武汉。许多中共早期高级领袖如施存统﹐邓初民﹐邓中夏等﹐都在武汉﹐工农兵各掌一方﹐每天游行罢工﹐天下大乱。
　　时过新年﹐自元旦到元宵节﹐从江边码头到三镇工厂﹐没人做事﹐处处怠工。大街小巷﹐踩龙舟耍狮子﹐歌舞升平。因為他们是无產阶级﹐没有人敢出面干涉﹐连北伐军也要让工农三分。哪个胆大﹐发句议论﹐传到工会农会耳中﹐立刻逮捕坐牢﹐甚至杀头示眾﹐以实施所谓红色恐怖的统治。我的外祖父就曾遭武汉农会逮捕﹐幸得死裡逃生。
　　那《民国日报》印刷厂裡的工人﹐也都参加了邓中夏领导的工会组织﹐跟著别家工会一起随意停工﹐报纸印不出来。总编辑沉雁冰先生自己本来是共產党﹐见到这种状况﹐也忍不住大发脾气。他赶到印刷厂去﹐召集全体工人训话﹐厉声宣佈﹕我们的报纸﹐是工农革命的宣传工具﹐努力工作就是参加革命﹐怠工就是反革命。这麼大一顶政治帽子扣下来﹐印刷厂的工人哪个不怕﹐只好老老实实做工﹐报纸才算能够按时印出来。
　　当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清肃共產党。汪精卫从法国回归﹐到达武汉﹐也宣佈与中共分裂。武汉中共力量被迫分散撤退﹐沉雁冰先生也奉命仓慌离开汉口﹐经九江至南昌﹐準备参与组织南昌起义。中央军政学校师生﹐由惲代英做主﹐编入第二方面军南下集结﹐準备参加毛泽东策划的秋收农民起义。外祖父因為不满中共许多作為﹐决定脱离武汉军校﹐所以趁乱离校潜藏﹐没有跟随第二方面军到湖南。躲避了一些时﹐外祖父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便重出江湖﹐应邀转至南昌﹐主持国民党党务学校﹐并协助改版《民国日报》。这时沉雁冰先生已经不在该报任职。
　　许多年以后﹐有关史料才披露出来。武汉汪精卫分共之后﹐沉雁冰先生按照中共指示﹐到了九江﹐不料当时从九江去往南昌的交通断绝﹐无奈之下﹐沉雁冰先生便独自回到上海﹐因此而与中共脱离了直接的组织联繫。於是这个参加创办中共的首批党员﹐就成了党外左派民主人士﹐直到一九八一年逝世﹐到底也没有能够恢复中共党籍﹐不过那是后事了。
　　后来外祖父从南昌回到上海﹐潜心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卖文為生的岁月﹐并且领导了一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未几﹐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芸五先生攷察美国后﹐回到上海﹐到外祖父住处﹐动员外祖父再回商务任职﹐做总经理中文秘书﹐负责书信及法律事务。经不起老友劝说﹐外祖父答应了。
　　王总经理攷察美国企业经营﹐颇有感受﹐便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进行改革﹐实施现代化管理。他草拟了一个新章程﹐请外祖父从法理方面进行了一番论证。新章程公佈出来之后﹐员工们不喜欢。就酝酿组织罢工﹐派了三个代表﹐找到外祖父家裡﹐动员外祖父撤销新章程。那三个代表中﹐有一个就是早年的老朋友沉雁冰先生。他虽然已经脱离共產党﹐但还是总站在工人立场上﹐跟当局作对。
　　外祖父解释﹐新章程是王总经理决定的﹐他只作了解法理方面的论证﹐实在无法作主撤销新章程。於是沉雁冰先生等三代表提出要外祖父辞职﹐然后他们便可以宣佈罢工。外祖父不肯﹐代表们讲﹕现在我们以朋友身份﹐请先生辞职。如果先生不辞职﹐我们罢工时举出打倒陶希圣的标语﹐就不好看了。原来沉雁冰先生还是顾及多年与外祖父的友情﹐先来跟外祖父打招呼的。
　　事实上﹐外祖父确实也听从了沉雁冰先生等三代表的劝告﹐第二天就辞了商务印书馆的职﹐转而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做教授了。但以后很多年﹐外祖父似乎仍然一直无法想通﹐那次沉雁冰先生等到家裡来﹐如此威胁利诱一通﹐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外祖父应该是感激他们﹐还是厌恶他们﹖
　　听母亲讲这些陈年往事﹐我也很想不通﹐外祖父虽然后来与沉雁冰先生政见不合﹐各奔西东﹐甚至还有过那麼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但沉雁冰先生的文名﹐还是应该受到尊敬吧﹖早年沉雁冰先生已经成名﹐外祖父才刚到上海﹐开始写作生涯。外祖父的文章﹐最初还是在沉雁冰先生主持的杂誌上发表。
　　母亲听了﹐告诉我﹐外祖父不止一次对她讲﹕中国只有两个半人会写文章﹐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他自己﹐剩下的半个是谁﹐不知道﹐大概天下所有写家加在一起﹐也不过半个而已。我听了﹐很觉吃惊﹐万想不到外祖父如此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沉雁冰先生名声如日中天﹐在外祖父眼裡﹐居然还是不会写文章的一个。
　　但也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学界的盲目信仰淡漠下去﹐名人崇拜也日趋消亡。心灵震撼﹐便啟动独立思索。我暗想﹐如果沉雁冰先生不那般热心政治活动﹐他本当是能够成為一个大文豪﹐令外祖父和母亲都肃然起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