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沈宁：万墨林

　　对中国抗战歷史不够熟悉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万墨林这个名字。而在中国抗战史的常识上受到欺骗的人﹐也可能对万墨林斥之以鼻﹐骂他是上海青帮流氓﹐杜月笙的门下。
　　但是母亲在家裡告诉我们﹐万墨林先生是抗战期间留在上海﹐领导上海地下抗日运动的义士﹐更是曾经亲自从日汪魔掌之中﹐救出母亲和两个舅舅的大恩人。母亲并且曾详细地讲述过那段经歷﹐令当时还很年幼的我﹐把万墨林先生想象成双手提枪﹐飞檐走壁的绿林大侠﹐对他充满神往和崇敬。
　　关於外祖父参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与日本人举行和谈﹐然后毅然冒死逃脱﹐潜往香港的前前后后﹐史称高陶事件﹐本书”杜月笙与高陶事件”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裡不再重复。外祖父出走之后﹐上海的日汪恼羞成怒﹐七十六号对外祖母和母亲姐弟几人的监视﹐就更加严密。
　　所谓的七十六号，是指当时的驻沪日军特务机关，因為设在极斯非尔路七十六号，故成代指。这裡院落广阔，除日本特务机关以外，院后一栋小楼，还驻扎日本宪兵队。另外左右两邻楼房，则由丁默村、李士群的一百多名日偽武装特务居住。因為是日偽警特的大本营﹐汪精卫集团的人﹐如需极度保密﹐就会到七十六号的楼上去开会商讨。
　　外祖父曾讲过一件事﹐有一天汪精卫先生等几人﹐在七十六号二楼休息室商讨几份名单，李士群带了四五个部下，都持了枪，走进房间，要求在中央委员裡增加特工人员，好像不答应，他们就要当场枪毙人。所有在场的人见了，无不面容改色，相顾无言。李士群是个魔头，杀人不眨眼﹐被称為狠客，他手下七十六号那些人，个个都心狠手毒。
　　外祖父逃出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母就开始谋划如何带领儿女偷渡。母亲十几年后在北京﹐曾经兴致勃勃地讲给我听﹐当年她和外祖母怎麼机智勇敢地同日汪特务斗法。记得母亲讲那些故事﹐真是神采飞扬﹐仿彿很轻鬆﹐但我相信﹐当时她们一定是紧张得不得了。
　　那些天﹐只要外祖母家有人出门，七十六号的特务一定会紧跟著。母亲和舅舅们每天上学﹐都是七十六号派的司机﹐开车从家门送到校门﹐又从校门接到家门。家门外面的巷子裡﹐也有许多便衣特务﹐日夜巡逻﹐跟踪外出。外祖母决定设法脱逃之后﹐那天带了母亲，先去买菜，又去买肥皂。走到一个电车站边，母亲忽然转身跑起来，钻进旁边一条小巷子。身后七十六号的特务一阵忙乱，指手划脚，分成两组，一组追赶母亲，一组跟踪外祖母。趁他们忙乱，外祖母便在人群裡挤上一辆电车，摆脱掉七十六号的特务，到邮电局取出存的钱。母亲跑了一阵之后，悠闲地进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去了。
　　又过一天，母亲故意穿上一件鲜亮的黄色大衣，陪外祖母到附近的百货公司，上下五层楼，跑来跑去。店裡人很多，挤挤撞撞，七十六号特务紧盯著母亲那件黄色大衣，在人群裡跟著。跟了两个鐘头之后，发现只跟了母亲一个人，外祖母早已不知去向。跟母亲分手﹐摆脱七十六号特务以后，外祖母赶到到十六铺码头，买好过几日离沪的船票。
　　眼看就到了偷渡的日子，母亲心裡越来越急。外祖母﹐母亲和舅舅们﹐白天若无其事，东逛西荡。母亲每天荡马路逛商店，什麼都不买，只是逛，然后去看电影。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她觉得﹐只有在电影院裡，才不会让人看出她有多麼紧张。大舅和三舅两个，每天跑无线电商店，买零件装收音机。四舅和五舅两个年小，整天跟著外祖母在家裡转。
　　到了晚上，外祖母把窗帘遮起，大大小小就开始忙，各自收拾东西，把要带的绑起来，看看太多太大，又拆开再挑拣，绑小些。外祖母说，这次是逃命，比以前的逃难更危险，所以连被子也不带，随身东西越少越好。到危急时刻，也许要从船上跳水，什麼都可以不要，只管跳海。
　　看看五天过去，几个人的东西都收好了，按买好的船票，一月十三号一早动身。外祖母对母亲和大舅三舅讲好，他们三人那天各自行动，找法子带自己的行李，甩掉七十六号跟踪，独自绕到十六铺码头上船，外祖母不管了。外祖母要想的是，带著四舅五舅，怎样从家裡到十六铺码头，带两个小孩子，要摆脱七十六号的跟踪监视，不大容易。
　　还有一天了，一月十二号﹐没有人出门，都在家裡。中午时候，愚园路忽然打来一个电话﹐通知外祖母立刻搬家到愚园路裡去。愚园路是汪精卫集团首脑人物居住的巷子﹐内外都有日本军警看守。愚园路并且通知﹐七十六号已经派出人和车﹐马上就到环龙路来。外祖母心急万分﹐她晓得﹐如果一家人搬进了愚园路，那就绝对再无办法﹐能够摆脱日汪的控制﹐她们再也没有机会逃离上海了。急中生智﹐外祖母突然间抓起电话﹐直接打到汪精卫公馆﹐找汪夫人陈璧君讲话。她想见她一面，向他们讨命，把儿女送出虎口。陈璧君接了电话﹐外祖母说﹕我有事要找你商量。陈璧君回话：现在就来。外祖母说：我要带大女儿一道来。陈璧君答说：可以。
　　於是外祖母带著母亲﹐坐了七十六号的车﹐到愚园路汪公馆去。母亲虽然天天听外祖父讲愚元路﹐却从来每来过。那条弄堂并不大，当中有一片草地，周围种些常青树木，便是冬季一月，也仍然有深浅不同的绿色，显出一派春光。五座小洋楼，灰色，绿色，黄色，白色，都是看了很舒服的淡顏色。左手一座洋楼最大，四五层高，左右两个半圆角楼，都是玻璃窗组成，样式别致，装饰讲究，做工精细﹐那是汪先生住的。右手一座洋楼是陈公博先生住，弄堂底三座洋楼，是周佛海、梅思平，外祖父，一人住一座。如果外祖母一家搬来﹐大概也就是住在那座楼裡。
见到陈璧君，外祖母便提出﹐自己可以带了儿女到香港去﹐劝说外祖父重返上海。陈璧君说﹐可以派他的学生，到香港找他回来﹐不必外祖母亲自跑路。外祖母说：派他的学生去，恐怕做不到。听说希圣现在在香港，跟高崇武先生住在一起，还有一位黄先生也住在那裡。他的学生去，可以见到他，但是不能把希圣跟他们两人分开，所以也不能商量什麼事，更不能想办法把希圣引出香港。只有外祖母自己去，才可以让外祖父搬离其他人﹐跟家人一起住，然后才能慢慢劝他回上海。陈璧君便将汪精卫从楼上叫下来﹐商量此事。
　　汪精卫听了外祖母的提议﹐没有立刻表示反对。外祖母便又说：劝说希圣回来之前﹐有几件事要说明白。汪先生忙问﹕只要他回来﹐什麼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外祖母说：他提过，他与别人争执得厉害，不愿住愚园路。汪精卫立刻说：可以，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裡，或者另外找一个住宅都可以。外祖母说：今天我接到七十六号电话，他们派了人，要把我们搬到愚园路。汪精卫说：陶先生就要回来了，还住环龙路公馆，不搬家。外祖母说：希圣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杀了以后再开追悼会。汪精卫先生马上大声说：没有的事，他们不敢。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派我自已的亲信卫队保护希圣兄。外祖母最后说：还有一条，他说过他不要签字。听见这话﹐汪精卫有些作难﹐陈璧君则说﹕只要陶先生回来上海﹐其他一切都可以再商量。
　　这时候副官走进来，递给汪精卫一封信。汪精卫站著，打开信看﹐不过两三秒鐘就读完，脸色大变，告诉外祖母说﹐那是外祖父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要求汪先生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否则他只有走极端。外祖父会公开讲话，说出上海的事情﹐那是日汪最觉恐惧的情况。外祖母见机就说：如果这样，事不宜迟，我最好马上去香港﹐劝他回来。若是迟了几日，他一句话讲出去，收不回来，那时我去也无用了。汪精卫接口说：好，我派你马上出发，去香港。你到香港以后，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个准信。说著汪先生还批准给外祖母带一千大洋﹐作為路费。但是外祖母只能带两个小的舅舅同行﹐母亲和大舅三舅须留在上海﹐不能去香港。也就是说﹐扣為人质了。
　　这样结果﹐当然母亲和两个舅舅很伤心﹐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那形势下﹐能走一个算一个﹐否则全体都是死。外祖母对儿女们讲：她先带四舅五舅两个去香港﹐找到外祖父之后﹐再想办法救出母亲和两个舅舅。第二天一早，愚园路派了两辆汽车﹐送外祖母一家到十六铺码头。 母亲站在码头上，眼看外祖母的船离去﹐把母亲、大舅和三舅留在背后，留在上海滩。那年母亲不到十八岁，大舅十四岁，恒生舅九岁。
　　等待是万分炎热的﹐母亲和舅舅们虽然每天如常上学﹐但没一人的心思在读书上。盼到第五天，汪公馆派人送来口信：外祖母已有电报发到愚园路，他们母子三人安抵香港，见到外祖父﹐外祖父已同意尽快回上海。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杜月笙先生的运筹帷幄﹐缓兵之计。外祖父听说三个儿女被扣留在上海之后﹐便立刻找到杜月笙先生求救。為了援救母亲和两个舅舅﹐杜月笙先生从香港亲飞重庆﹐直接同蒋委员长面商﹐然后佈置留在上海进行地下抗战活动的万墨林直接安排和主持。万墨林先生接受任务之后﹐亲自乘车在母亲所居住的环龙路附近勘察了好几天﹐然后细密地制定了援救母亲姐弟三人﹐偷渡出上海的计划。
　　头一条﹐万墨林先生派出来几辆推土车﹐到环龙路来﹐好像准备开工修马路。同时万墨林先生从内线打探清楚，汪精卫收到外祖母从香港发的电报之后，就放心到青岛去开会。愚园路大大小小也都懒散起来，正是展开行动的好时机。於是按照万墨林先生的策划﹐那天晚饭时﹐三舅开始发脾气﹐说是外面推土机通夜的吵﹐没法子睡觉﹐头疼得要命。大舅也便跟著抱怨﹐提出到别处去睡觉。母亲作為姐姐﹐便向七十六号特务们要求﹐把两个舅舅送到沪西表姨母家去睡一夜﹐那表姨母在沪西开一座煤球工厂。
　　七十六号的特务﹐向机关报告之后﹐获得同意﹐便开车将大舅和三舅送到沪西表姨母家。讲好第二天早上﹐由表姨送两个舅舅去上学，下午则还由家裡的司机到学校﹐接两个舅舅回环龙路的家。母亲送两个舅舅走了之后﹐当晚仍然在自己家裡住，以免引起疑心。
　　第二天﹐一九四０年一月十八日﹐母亲早上起床﹐跟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坐了家裡的汽车﹐由七十六号派的司机﹐开到学校。她从学校正门走进去﹐却不去自己教室﹐而是穿过学校大厅﹐从后面走出去﹐直接走到学校后面的霞飞路。一部黑色的小汽车，果然在霞飞路上等著，见母亲从学校楼门出来，便发动起来。母亲一到﹐车门便打开，让母亲钻进去。车门一关，车子便飞快地开动起来。
　　母亲坐在后排座位上﹐车裡有两个保膘﹐手提短枪﹐警戒车窗。母亲晓得﹐那是万先生手下最优秀的两名枪手﹐遇有危难﹐是绝对不计自己个人生死﹐而要保卫母亲的安全的﹐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开过一次口。看起来﹐他们各人行动都很保密，七十六号没有任何察觉，后面马路上没有一部车子跟随。车子开到杜美路，街两边突然人多起来﹐三三两两，分了几批﹐走的走，坐的坐，看见车子过来，都站起，望著车子的后面﹐想来那都是万墨林先生佈置在这裡的二十几名枪手。万墨林先生的计划﹐如果后面有七十六号的车子追赶﹐他自己便与车内两名枪手且战且走﹐直到杜美路上﹐这裡埋伏的枪手们就会拔枪阻击﹐生死不顾﹐掩护母亲所乘的汽车脱险。
　　万墨林先生本来在杜美路上的杜月笙公馆派了两部车子接应﹐如果遇有枪战发生﹐他就带领母亲换车﹐继续冲出七十六号包围。但因為一路安静﹐他们也就不必换车﹐只需打个掉头，转而驶往沪西，母亲晓得﹐他们是去接两个舅舅了﹐心裡很高兴。车子一秒不停，急驶到表姨母的煤球厂。
　　根据万先生的安排﹐今天一早﹐表姨母便将两个舅舅送到煤球厂﹐说是另有同学家裡的车子﹐会接两个舅舅到学校去。实际上﹐接两个舅舅的车子﹐就是万墨林先生安排的。在煤球厂门口﹐万墨林先生也埋伏了二十几名枪手﹐都是煤球厂工人打扮。看见车子来到，挥手让车子进门。然后这些人都站在车子后面，脸都朝厂门外警戒。厂裡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如果七十六号追兵仍然跟著的话，这裡埋伏的弟兄就会开战﹐堵截追兵。煤球厂终日烟雾腾腾，咫尺不辩面目，正好作战。
　　母亲乘坐的汽车，从煤球厂前门进，换上在那裡接应的另外一部车子﹐还是万墨林先生坐前门﹐后排座位上﹐两个保膘分坐母亲身边﹐车子便又从后门开出。这时候前面有两部汽车也开动起来﹐那是大舅和三舅分坐的车。万先生的计划﹐母亲和两个舅舅﹐每人坐一部车，分头开去十六铺码头。如果一路没有闪失，自然最好，三个一起走。如果七十六号追兵不止，一路枪战，那时候只有逃出一个算一个，他绝不能让陶先生的三个男女公子全部牺牲在乱枪之下。
　　总算万先生计划周全﹐行动机密﹐一路无事﹐三部车子﹐无声无息﹐到了十六铺码头。那裡也有几十个弟兄﹐散步週围﹐实行保卫。母亲三个要上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轮﹐叫做康悌威尔第号，船票早买好了。按照万墨林先生的安排﹐他们不走码头舷板上船，而是由船上万先生的人﹐开三个舢板，一人一条﹐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到船边﹐爬绳梯﹐从舷窗进船。
　　万墨林先生后来对母亲讲﹕托天之幸﹐那一路平安无事。三条舢板，前前后后，绕过大船，驶到船靠外海一侧。远远的十六铺码头上，可以看见许多日本兵在入口处检查上船客人。母亲到大船边时，三舅已经在空中，沿绳梯向船上爬了一半。第二条舢板上，大舅正往绳梯上攀。绳梯不是从甲板上放下来，而是从一个圆形舱孔中放下。三舅到了舱口，孔裡有人伸出两只手，把他拖进去。这时大舅已在半空中了﹐母亲等不及了﹐急忙就往绳梯上爬﹐把那绳梯摇动起来﹐半空中的大舅本来紧张万分﹐绳梯这一摇﹐吓得他险些松手落水。
　　按照万墨林先生的安排﹐母亲三人上船之后，不许相互说话，装做不认识，各在自己铺位上，等候开船﹐不许乱动。以防船上有人认出﹐将他们姐弟三人一网打尽﹐坏了大事。大舅和三舅住同一舱房﹐但在两处﹐可望见不可讲话。忽然之间﹐大舅因為过度紧张﹐一腿抽筋﹐两手抱住﹐满铺乱滚﹐不敢出声。三舅在自己铺上看见﹐心裡焦急﹐却又不敢去问。这样闹了好一阵﹐才安稳下来。此事母亲不知道﹐她另住一间舱房﹐否则她一定忍不住要去照了大舅的。直到下午﹐邮船啟动﹐出了公海，母亲姐弟三人﹐才终於可以自由行动﹐聚到一处﹐抱头痛哭。
靠了杜月笙先生策划﹐万墨林先生指挥﹐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终於逃脱日汪魔掌﹐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与外祖父和外祖母团聚了。母亲说﹐万先生对我家的救命之恩﹐是我们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
　　母亲姐弟脱险之后﹐外祖父和高崇武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公佈日汪密约全部文件﹐揭露日寇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也使得国际社会更团结到中国政府一边﹐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為此﹐上海日汪对杜月笙﹐万墨林﹐外祖父恨之入骨﹐曾派人潜伏香港﹐企图暗杀杜先生和外祖父。有关细节﹐请参阅本书”杜月笙与高陶事件”一文。
　　一九四0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万墨林先生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他被带到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汪精卫组织的特务总部﹐又被送进虹口日本宪兵队﹐连续数日﹐遭受严刑拷打。但万墨林先生始终不开口﹐没有泄露当时国民政府驻沪代表蒋伯诚先生的情况﹐没有讲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姓名和住址﹐保护住了上海地下抗战的力量。七十六号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万墨林先生家搜查﹐但终於没有找到一份机密文件﹐暴露上海地下抗日活动的信息。
　　消息传到香港﹐杜月笙先生马上派人给上海七十六号送信﹐谈判条件：一、总有一天大家要见面，请留下见面之情；二、你们要干的话，大家干；三、要钱，好讲。这三条果然有效，头一笔钱送进去，拷打就停了。然后由相关人士奔走说项﹐交由五十三家商号联保﹐才算将万先生释放出来。
　　但是日本人仍然不肯放过万墨林先生﹐一九四二年冬天﹐万墨林先生第二次在上海被捕。当时国民政府驻沪代表蒋伯诚先生中风﹐住在福履利路。蒋太太首先被捕﹐然后万先生和曹俊及王先清等十几人同时被捕﹐关押在贝当路日本宪兵队审讯。当时万墨林先生患著慢性腹膜炎﹐所以被送进大西路宏恩医院诊治﹐再转西浦石路﹐与蒋伯诚等在一起﹐兼关押兼养病﹐直过了六个多月﹐才获释放。
　　八年抗战﹐杜月笙先生在上海沦陷区﹐营救地下抗日义士﹐或者护送重要人员进出﹐以及输送各种机密情报和物资武器﹐不计其数﹐全是靠了万墨林先生在上海的周密策划和佈置而获成功。万墨林先生对中国的抗战﹐可说是丰功伟绩﹐对我母亲一家﹐也可说恩重如山。可是他毫不居功自傲﹐到处渲耀。高崇武先生受其恩﹐三十年后才获得机会﹐同万先生聚会一次﹐可知万墨林先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狭义身段和行事作风。
　　万墨林先生自谦﹐他在自己的《沪上往事》中写道﹕”我在上海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為国际民族﹐引颈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崇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是敌偽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早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一九七一年我的外祖父曾发表一篇文章说﹕适逢墨林先生七十寿﹐我无以為敬﹐谨作本文﹐并為祝词﹐以代一觴。词曰﹕
　　求剧孟之一言而不得﹐敌军遂败刃(左加血边)河滨。
　　慨郑庄之门下﹐危难频仍﹐至今犹见墨林。
　　七十曰老﹐墨林不老﹐抱一片报国之赤心。
　　他日义旗西指﹐重返上海﹐客满座﹐酒盈樽﹐再申祝贺之忱。
　　外祖父在此词中﹐把杜月笙和万墨林两先生﹐比作西汉时代的两个大侠剧孟和郑当时。对於我家人来说﹐万墨林先生的恩情﹐是永远不敢丝毫淡忘的。所以哪怕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裡鼓吹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恐怖时期﹐母亲仍然坚持给我讲述万墨林先生的事跡﹐不容我们子孙后代被当时社会潮流所毒害﹐变做忘恩负义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