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birdadmin 蒋梦璘先生﹐也是浙江人﹐跟我们沈家同乡。蒋先生幼年读私塾﹐少年进西洋学堂﹐青年考中秀才﹐成年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后归国﹐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及行政院秘书长等职。
从一九一九年开始﹐蒋梦璘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二十余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蒋梦璘先生长期任总务长﹐还三度代理校长之职。那个时期﹐我的外祖父在北京大学读书﹐度过七年时光。一九三0年起﹐蒋梦璘先生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秋﹐我的外祖父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母亲跟随家人搬到北平﹐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无懮无虑的六年。
虽然后来从政几十年﹐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但外祖父最喜欢对人讲述的﹐还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和教书的两段时期﹐他非常地热爱北京大学。有关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故事﹐请参阅本书“民国初年大学生”一文﹐这里不做重复。
外祖父一生只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就是北京大学的文凭﹐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我他还没有领到文凭，就到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去任教。此后九年，他没有再需要用过那张文凭。在安庆教书，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到武汉北伐军校任教官，去南京中央大学作教授，从来没有人问他要过文凭，证明学历。一九三一年应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人事部门可偏要他的文凭存档。于是外祖父就近到北京大学教务处，领出他的大学毕业文凭。据外祖父讲﹐那张文凭在他的学生档案里存放了九年，白纸已发黄。
离开北京大学九年之后﹐外祖父以教授的身份﹐再次走进北大三院译学馆大门，那门房的老传达，迎面走出来，看看他，居然高声叫出来：你是陶希圣，你回来了。外祖父在译学馆上过七年学，先是预科，后是法科，日日从此经过，门房老传达举人举人九年以后，还能辩认得出模样，叫得出姓名。
北京大学法学院迁移到沙滩红楼以后，每位教授有了一间休息室。外祖父的休息室在楼下左首，第一次走进去，发现那打扫房间的，就是他当年作学生住宿舍时的一位工友。没想到他也还能记得外祖父。或许毕竟是北京大学，耳闻目染，连门房工友也练得好记性，不同凡响。
外祖父讲﹐当时北平各大学，经费充足。教授们生活安定。北平宅院，教授住得起的，至少都有两进，上房五间，两套厢房，一间客厅，加两三间下房。教授们除了到校上几节课，其余时间，都是在宽敞的家里作学问，过日子。
在蒋梦璘校长的领导下﹐外祖父作北京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四百元﹐从无一月拖欠。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兼课，每兼一节课﹐每月就多一百元薪水。再加上写文章书借拿稿费，每月收入上千元不难，钱是够用。因此他要跑来跑去讲课，或演讲，所以雇包月洋车。
除在北京大学教书，外祖父还在北师大、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余万字。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精于学问，独树一帜，乃至后来中国史界和经济界有了一个食货学派。同时他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胡适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教授编刊外，外祖父还经常外出演讲，济南、青岛、太原、汾阳、泰山、武昌、开封、天津、南京，有时一天开讲四五场之多，最后讲出怔忡症，心跳急速，两眼发直，多亏北平名医林葆骆先生治好。也因演讲，外祖父得以结识冯玉祥将军，很觉荣幸。
一九三五年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驻扎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冀察自治的主张，北京大学诸教授，包括胡适、傅斯年、孟真、希圣公等，已经准备联合反对。不料第二天发生学生游行，宋哲元下令逮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三名教授和三十多个学生，而且军警开进北平各大学，进行大规模搜捕行动。
外祖父闻讯﹐立刻写信给蒋梦麟校长，提议校方出面与二十九军调解。随后外祖父专访胡适先生，讨论解救被捕师生之事。两人商讨了一夜，分析各种背景和可能。第二日外祖父前往北京市政府，面见秦德纯市长，提出和解建议，包括释放教授和学生，停止校园搜捕，学校与二十九军将领见面商议等。秦市长接受建议，提交宋哲元军长。第二天军警撤离北平各大学，被捕教授学生获释，一场大危机才算化解。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北平做大学教授，是体面又舒适的事情。当时流行一句话：做法官到杭州去做，做教授到北京去做。北平与上海有所不同，历来尊重文化和历史，所以大学教授在北平很受尊敬，社会地位很高。琉璃厂的书店，定期往各大学教授家里送书，请教授老爷们坐在家里挑选，不必伤神费时跑路。而且买书不用当时付钱，只管留下使用，过两三个月，到个什么节气才送来帐单。北平各处比较好的餐厅饭庄，有大学教授喜欢，经常光临，就会特设某某教授专座，随到随坐，清静典雅，甚至有该教授的专门菜单，都是他喜爱的菜肴。那时候北平各国立大学教授，真有那份学问资格，受得起社会的尊敬，也有那份收入，担得起那份富贵。北平的书店和图书馆之多之大，古今中外，什么书都看得到。眼界开得大了，也逼得教授们懂得，并不是读一两本书，就自以为可以作专家。
但也正是那些年间﹐中国内懮外患深重﹐一方面日军侵略的刀斧﹐时时高悬北平的头顶﹐一方面中共革命的锋芒渐壮﹐处处破坏社会的肌体。时局动荡﹐风雨飘摇。可是不管当时国家面临多大困难，各国立大学的经费，一定保证，大学教授薪水从来不拖欠一个月，而且资历稍高的教授，薪金相当优厚。所以北平一般大学教授，都可以住两三进的大院，至少有上房五间，加两侧厢房，一客厅，还有两三间下房。窗明几净，树绿花香，除学校授课外，大部时间可在家里读书写作。家中佣人两三个，还有包月洋车，出门代步，生活相当舒适。
外祖父创办了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所﹐组织学生收辑资料，研究编成的《唐代经济史料》八册，北京大学已经出版。此段历史详情﹐请参阅本书“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役文﹐此处不重复。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陷落﹐北京大学迁到长沙﹐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主持工作。随后上海和南京沦陷﹐日机轰炸长沙﹐三校合并之临时大学于一九三八年﹐匆忙迁往昆明﹐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的母亲十八岁﹐在香港九龙培道女中读高二，她也许是有点读得不耐烦了﹐便以同等学历报名投考西南联大，结果以第xx名的成积考取﹐只身离开香港﹐远赴昆明入学。本来说好，冬天寒假，母亲回香港过春节。可是这个世界，注定要百姓遭难，家庭离散。
西南联大由北大等校合并，不少教授工友都还记得北京大学当年领导社会史论战的陶教授。也是北大这位陶教授，不久前刚把汪精卫的日汪密约公布于天下，举世轰动。现在晓得﹐中文系一年级的陶琴薰小姐，便是掩护陶教授脱离日汪虎口的女英雄。而陶小姐在香港《国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连载两日，文材超群。如此众多的原因﹐母亲从进了西南联大﹐就成了名人。而且陶小姐是香港来的学生，衣着容貌都比内地人时髦得多，在西南联大大批保守又因战争而家境穷困的内地学生之中，格外显眼：高高个子，披肩长发，弯眉毛，大眼睛，说一口标准北平话，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美丽动人，纯真豪爽。许多高年级男生，更好像竞赛追求母亲。
据母亲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好友许湘萍阿姨回忆﹐当时经常有高年级男生请母亲吃饭﹐次数多了﹐母亲觉得心里不安﹐便决定回请那些同学一次。她到街上去买了一只鸡﹐在宿舍里用小炉子炖上﹐然后就去上课。许湘萍当时没课﹐托她照看。结果许阿姨给睡着了，母亲下课回去一看，鸡已经烧焦了。许阿姨急得掉眼泪，作学生的买一个鸡不容易，买不起第二只。没办法，母亲想了半天，只好把烧焦的鸡改成红烧，遮住烧焦的颜色。整只鸡都是烧焦的味道，那几个男生还争着抢着说好吃。
可是好景不长﹐当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母亲不仅再不能回香港过寒假，而且与香港家人的通信也马上完全断绝。日本人占据了香港，不知何年何月才会被赶出去，或者何年何月外祖父母一家才能逃出，团聚仿佛遥遥无期。这样音讯皆无，教母亲如何不心碎。
连续两个月﹐母亲整日焦心如焚。那一日忽然之间﹐蒋梦麟校长派人找到母亲﹐通知她立刻去蒋校长办公室去一趟。母亲不知为了什么事﹐赶紧跑到蒋梦麟校长办公室。蒋梦璘校长一见到母亲﹐便立刻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重庆的陈布雷先生刚发来一个电报，要我转告你，陶先生已经离开香港﹐安全到达广东了。母亲一听﹐不及讲话﹐眼泪已经如泉般地落下。过了一阵﹐母亲才稳住哭泣﹐谢过蒋梦璘校长﹐然后又请蒋校长给陈布雷先生回信﹐托他打听外祖母和舅舅们的消息。
从蒋梦璘校长办公室出来﹐母亲又接到一张汇款单﹐落款处写了”父字”二个﹐是外祖父的手笔。关于外祖父如何从香港逃出﹐又如何给陈布雷先生发电报﹐请求转告母亲此消息﹐以及如何汇款的详情﹐请参阅本书”香港沦陷”一文。
母亲拿着汇款单，跑到银行提款，柜台里的行员看单子﹐又看看母亲﹐问﹕陶希圣，你父亲是陶希圣么？前几天《上海报》说，日本人把陶先生逮捕了，剥了皮。可是他其实没有死，汇了四百块钱来。银行里的人听见了﹐都围过来﹐争着安慰母亲。
母亲在西南联大﹐听过朱自清教授的课﹐上过马约翰教授的体育﹐二十年后给我讲起来﹐仍然显得十分得意。但是因为战乱分离的苦痛太过深刻﹐待外祖父和外祖母一家都到了重庆之后﹐母亲便毅然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以图与家人团聚﹐从此离开了西南联大﹐和蒋梦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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