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沈宁：末代皇帝溥仪 　 　我父母两系的祖先﹐都有不少人中过进士﹐就是说他们都曾经过殿试﹐都曾面见过皇帝。但这篇大清宣统皇帝的文章﹐并非要说我家曾是皇亲国戚﹐我祖母的娘家是大明皇帝朱家的宗亲﹐但就我目前所知﹐我家并无一人跟满清皇族有亲﹐我也从没听任何家人敢说他是皇上的朋友。
　 　我的父亲出生时﹐已是民国﹐宣统皇帝虽然还住在紫禁城里﹐却已经宣布退位。但我的父亲却曾真的晋见过中国历史的最后一个皇上﹐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也不是在紫禁城里。那一年﹐父亲从外文出版社的《人民中国》杂志社﹐调到《中国建设》杂志编辑部﹐立刻接受一个重要任务﹐采访一九五九年刚被释放出狱的溥仪先生。那个年代﹐中国文艺界还在拼命努力﹐争先恐后制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种种神话故事﹐尚顾不得末代皇帝或者末代皇后的逸闻趣事﹐清宫秘史之类文字纪录﹐只有对文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们会读读﹐市民俗众忙于追随革命潮流﹐没功夫享受娱乐﹐而且也不把读书当作娱乐﹐再说中国媒体对宣统皇帝的劳改和特赦也不做报道﹐大众既不晓得也不关心。 《中国建设》只做对外宣传﹐与中国百姓无关﹐所以今日末代皇帝是个好话题。
　 　父亲做那件工作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他那几天回家﹐经常给我们讲大清皇上的故事﹐也给我们看过许多皇宫里的图片。那时候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只是内部读物﹐没有公开发行﹐父亲带回家来研读﹐是个薄薄的小本子﹐记得是灰色的封面﹐我也曾偷着看过一些。因为早早就看过了﹐待那书公开上市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读。现在仍然还记得的是﹐他和若干旧臣一起关在抚顺监狱里﹐他还是用不着自己穿衣吃饭﹐那些旧臣照旧地跪着服侍他﹐不敢站着跟他讲话。我当时非常敬佩那些臣子们有修养﹐讲礼数﹐守规矩﹐实在是一众义和团蛮勇所无法相比的。
　　父亲讲﹐《中国建设》杂志社先跟全国政协联系﹐获得许可之后﹐他才能去见中国的末代皇帝。当时溥仪先生刚从抚顺监狱释放出来四年﹐还没有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他那时的头衔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但他毕竟身份特别﹐仍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去见﹐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全国政协的批准而去见他的。
　 　那是一个秋天﹐并不很冷﹐父亲准备好之后﹐就正式去拜见溥仪先生。我记得那些日子﹐父亲每天专门穿上最好的深色哔叽中山装﹐还专门理了发﹐就像臣民进宫晋见皇上那样诚惶诚恐。现在想想﹐我很能理解当时父亲的感觉。我能想象﹐如果是个未经教育的市井俚民﹐或者一个狂妄浅薄的愤青流氓﹐他们对仁义忠勇毫无所知﹐将中国传统的尊严礼法都视为粪土﹐自然不把晋见皇上当做回事。事实上﹐后来文革发生﹐红卫兵们就曾经残酷地虐待过溥仪先生。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或自己心理变态﹐或见利忘义﹐以泼脏水为乐事﹐继续肆意侮辱末代皇帝及其夫人﹐实在令人齿冷。
　 　我的父亲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见过他的父辈和兄长们﹐用怎样的神情口气来谈论朝廷和皇上﹐他知道如果没有民国革命成功﹐他仍将继续父兄走过的科举道路﹐进宫殿试﹐蒙皇上垂爱﹐得中三甲﹐耀祖光宗。所以晋见皇上﹐哪怕是已经落魄的皇上﹐也应该有一种尊敬。其实会见任何一个人﹐如果把对方当作一个人﹐就都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当时遭受社会歧视的人﹐也用同样的对待人的尊重态度去交往﹐确实不容易﹐不具高度文明绝对做不到。粪土当年万户侯﹐楚王之威﹐到底逃不过掘墓鞭尸。韩信受胯下之辱﹐却终有一天登元帅之尊。不以一时成败荣辱论人﹐敬人自尊﹐谨慎温厚﹐是世家子弟接受的基本家教。我看到父亲晋见末代皇帝的样子﹐就知道如果以后有同样机会﹐我也会用怎样的态度去拜见那些曾遭受过不幸的人。
　 　父亲最开始﹐到全国政协办公室去见溥仪先生﹐那是新修建的一座灰白色的大石头建筑。文史委员会的办公室很普通﹐溥仪先生的办公室也很普通。一个不大不小的简陋房间﹐光板墙壁﹐水泥地板﹐摆若干办公桌﹐若干木椅﹐茶杯暖瓶﹐纸张钢笔﹐所有那些穿着延安干部服﹐后腰打皱﹐裤腿沾泥﹐布鞋开线﹐趴在办公桌上写字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实在难以想象﹐他当年如何独居紫禁城﹐高坐太和殿龙椅﹐接见百官群臣。
　 　自我介绍﹐问候寒喧之后﹐父亲便提议到楼外的花园里去走走。溥仪先生同意了﹐在办公室里﹐隔桌有耳﹐他们无法讲任何话。据父亲说﹐就是那几次在政协的花园里散步闲谈﹐使他取得了溥仪先生的信任。父亲不是个毛头青年﹐比较老成持重﹐而且一九四九年前做过新闻记者﹐与所谓旧人员有些共同经历﹐沟通起来也较少隔阂﹐更重要的是父亲知书达理﹐以礼待人﹐并且对溥仪先生抱着一种尊重而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父亲说﹐溥仪先生很喜欢讲话﹐学问渊博﹐经历丰富﹐聊起天来﹐是很有趣的。我听了就摇头﹐替父亲可惜﹐如果当时还是大清纪元宣统五十四年的话﹐父亲不是可以做一品太傅﹐天天陪皇上谈天么。
　 　那年末代皇帝五十七岁﹐父亲说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戴副眼镜﹐一天到晚穿着四个​​大口袋的延安干部装。皇上的特点是喜欢戴帽子﹐在屋子里自然是不戴的﹐但只要出门﹐哪怕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他也一定要戴帽子。后来父亲提出到溥仪先生家里去拜访他的新夫人﹐也获得同意。末代皇帝住家离办公室不远﹐下班之后溥仪先生拎个小包走回家﹐完全跟北京普通机关干部一模一样。
　 　父亲曾告诉我﹐溥仪先生最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怪物﹐一个外星人那样的看待﹐而每逢有官方人员去看他﹐或跟他谈话﹐总不能够以平等的态度﹐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公民。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些自己抱有帝王或者奴隶意识的人﹐见到末代皇帝﹐当然就心理失衡﹐不知该怎么办了。那种人﹐如果他们自己做了皇帝﹐那必定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加专制和独裁﹐草菅人命﹐毁灭中华。
　 　当时溥仪先生住在北京城很普通的一条胡同里﹐环境很安静。皇上夫妇两人﹐住一个独院﹐父亲记得﹐当时还好像有一个佣人服侍。皇上住着一个平常的四合院﹐平房﹐也不大﹐总共只有三四间屋子﹐溥仪先生甚至曾邀请父亲去看过他的卧室。父亲说﹐那卧室很小﹐光线也很暗。同时父亲也告诉我﹐溥仪先生告诉他﹐即使民国以后﹐末代皇帝在禁宫之中﹐仍有一千名太监﹐一百多御医﹐两百名御厨﹐伺候着他﹐还有几百名御前卫士。只要他想﹐可以花三万大洋买一颗钻石﹐或者两千大洋买一条警犬。每顿饭六十道菜﹐天天都穿新衣服。相比之下﹐他眼下的日子﹐简直说不成是生活。
　 　父亲的采访﹐有几次时间较短﹐有几次时间久﹐还在溥仪先生家里吃了饭。父亲回家来讲笑话﹐他在皇上家里吃饭﹐并不是御燕﹐甚至没有北海公园仿膳的栗子面小窝头﹐全是北方家常饭﹐花卷馒头。父亲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原是护士﹐为人很安静﹐从容貌到举止﹐都很平常﹐并无娇骄二气。有客人来﹐她很尽家庭主妇的职责﹐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就是同桌吃饭﹐也很少讲话。近年看到国内许多文字﹐从人格到政治﹐对李淑贤女士极尽辱骂﹐实不知为何﹖父亲一九六三年之后﹐或许出于对溥仪先生的尊重﹐至今没有讲过一句对他夫人不恭敬的话。
　 　记得我问过父亲几次﹕溥仪真的没有任何皇帝的气概和派头么﹖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皇帝会跟我们百姓一样。我家里做过四品官的祖辈﹐都已经大不同凡人了。父亲每次都坚决地回答﹕没有﹐他没有丝毫皇帝的遗迹。他的样子﹐他的举止﹐他的言谈﹐他的态度﹐都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我也问过父亲﹐溥仪先生家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像在故宫里常见的如意啦﹐字画啦﹐或者一个会唱歌的小座钟之类。父亲说﹐什么都没有。溥仪先生的客厅里﹐挂有字画﹐但只是一般的装饰﹐并非名贵珍品。父亲告诉我﹐溥仪先生对他讲﹐民国之后﹐宣统皇帝从皇宫里外运珠宝文物无数﹐直到他关在抚顺监狱﹐还上交过近五百件珍贵首饰。等到他特赦出狱﹐已是彻底的两袖清风﹐身无分文。我听了﹐很觉得溥仪先生可怜。但再比较一下﹐中国过去所有的改朝换代﹐前朝君主个个都跟着朝廷一起﹐死无葬身之地﹐而宣统皇帝则总算还留下了一条性命﹐所以也就相当不坏了。
　 　也许因此﹐所以溥仪先生经过长期改造之后﹐还产生了一种感恩思想。父亲反复跟我说﹐据他观察和了解﹐溥仪先生最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曾经做过皇帝的痕迹来﹐他确实地认为自己过去做皇帝﹐是一段可耻的历史。他所最希望的﹐是能够做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跟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哪怕再贫穷﹐再屈辱。不过我相信﹐溥仪先生是真诚的﹐并非世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作祟﹐既然大明崇祯皇帝能够吊死煤山﹐宣统皇帝眼看自己王朝灭亡﹐也不至于会那么珍惜自己的性命吧。
　 　溥仪先生跟父亲谈了几天话之后﹐对父亲完全消除了戒备﹐有一次对父亲讲﹕他从抚顺监狱释放出来之后﹐曾经被毛泽东接见过一次。毛泽东那天派了人来﹐把溥仪先生接进中南海毛泽东自己的住处﹐聊了一阵天﹐然后又陪皇上在中南海院子里散步。那中南海里专门给首长们照相的摄影师﹐给他和毛泽东散步朝了一张像。我听了这故事﹐觉得有趣﹐真不知溥仪先生那次进中南海﹐看见过去自己的花园﹐如今成了他人的家居﹐会做何感想。
　 　因为讲起这件事﹐溥仪先生邀请父亲到他的卧室里去﹐看到那张他同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里散步的照片﹐挂在他的床头边。溥仪先生很神秘地告诉父亲﹕毛泽东见溥仪这件事﹐并没有公布﹐所以还属于国际机密﹐因此他那张照片﹐也绝不敢轻易给人看。但父亲后来在采访录中﹐把这事给写出来了﹐反正《中国建设》是对外刊物﹐外国人看了没关系﹐只要境内百姓看不到就无碍﹐否则父亲就得戴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我倒是不懂﹐毛泽东见个人﹐怎么就是国家机密﹐中国的国家机密也太多了吧。
　 　父亲还对我讲过﹐有一次溥仪先生曾对他提了几句最隐私的事情。皇上说﹐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受到伤害﹐所以终生无法生育。听了这样的话﹐父亲觉得很惊奇﹐不知该如何对应﹐只有保持沉默。父亲说﹐他很感激皇上能信任他﹐把这么隐私的话讲给他﹐但这事他却绝对不能写进采访录里去。看来做皇上﹐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宫里美女如云﹐皇帝又可以为所欲为﹐小小年纪就伤了身体﹐自不难想象﹐难怪两千年来﹐皇帝生个儿子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我记着父亲讲的这些故事﹐记了几十年﹐所以一直保持着对溥仪先生的尊敬和同情。最近几年﹐国内一些无聊文人﹐为了几个臭钱﹐大做媚俗噱头文章﹐肆意侮辱末代皇帝﹐说他是同性恋等等﹐实在让我感到愤怒。我想﹐如此垃圾文字﹐只说明了作者自己隐暗肮脏的变态心理﹐他们品格意识的低贱﹐他们的缺乏同情心﹐对于溥仪先生是无损的。至少我家的大小﹐早于一九六三年就已知道了溥仪先生的生理痛苦﹐而且是他自己对父亲讲的﹐带着一种苦痛和遗憾。末代皇帝是光明磊落的﹐是现今中国那些市井刁民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望及的。
　 　从父亲讲的那些溥仪先生的故事里﹐我可以想象﹐溥仪先生的一生实在充满苦难﹐做皇帝的时候苦﹐做公民了还是苦。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力﹐他不能有自己做人的尊严﹐别人也从来不尊重他做人的尊严。过去把他当作神像﹐后来把他当作怪物﹐反正都不是一个人。
　 　父亲晋见过溥仪先生以后﹐写了一篇报道文章﹐题目是”从皇帝到公民”﹐登在《中国建设》英文版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向全世界报道﹐非常成功。过了几年﹐溥仪先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于不再是国家机密﹐走出内部的界线﹐成了大众读物﹐轰动一时。外文出版社把此书翻译成若干外文﹐发行全球。译成外文的书名﹐不叫《我的前半生》﹐而仍然使用父亲给自己文章起的名﹐叫做《从皇帝到公民》﹐至今在网上﹐还可用这个短语搜索到宣统皇帝的身世。父亲觉得很得意﹐只要此书继续存世﹐就会永远把父亲同中国末代皇帝联系在一起了。
　 　我真有点嫉妒父亲﹐为什么那几天他没有带我去晋见一次皇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