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北京城里经常打倒这个那个﹐现代中国实在好人不多。报纸宣布﹐领袖开骂﹐老师批判﹐学生们跟着喊口号﹐陈独秀是其中一个打倒的。回到家里不一样﹐不许讲陈独秀先生坏话。母亲说﹕他是外祖父的救命恩人。
五四运动前后﹐外祖父才十五岁﹐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当时陈独秀先生已是文科学长﹐外祖父并不认识他﹐更不知道他是中国传播共产思想的第一人。二十年代初﹐外祖父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跟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交了朋友﹐开始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那时候便一定听说陈独秀的大名了﹐但外祖父没有对后人们提起过。
北伐战争爆发﹐外祖父到武汉参加大革命﹐任北伐军校的政治教官。武汉军校校长是蒋介石﹐但具体校务由恽代英主持。当时叶挺率领的部队﹐驻扎武汉。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在武汉。所以当时武汉基本是中共控制的天下﹐请参阅本书”北伐战争”一文。那期间外祖父不满武汉工会农会的许多做法﹐并且曾经几次阻止农会书记为胁迫民众服从﹐任意残杀无辜农民。外祖父的作为﹐自然引起武汉农运领袖的不满﹐便派人把外祖父逮捕。当时母亲不到六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本来全家以为外祖父此去一定无归﹐不料过了两日﹐外祖父被放出来。原来是中共内部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以陈独秀先生为首的一派﹐认为当时农民运动过火﹐需要纠正。武汉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先生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同意陈独秀先生的主张﹐所以当施先生获知武汉农运领袖下令逮捕外祖父后﹐马上报经陈独秀先生批准﹐将外祖父释放﹐留下一条性命。从此外祖父家人﹐永远敬陈独秀先生为救命恩人。
汪精卫先生在武汉分共以后﹐中共被迫南下﹐保存实力。外祖父趁机逃离军校﹐躲藏起来﹐从此与中共分道扬镖。后来他在上海遇见施存统先生﹐才知道陈独秀先生因为反对农民运动的残暴﹐在中共党内遭到清洗﹐施先生自己也受到整肃﹐已经金盆洗手﹐弃政从教。三十年代初﹐外祖父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又与施先生同事﹐施先生也在北京大学做教授。
第二年爆出中共建党元勋陈独秀先生被捕的消息﹐当时传说﹐陈独秀先生遭中共整肃之后﹐一直在上海隐名埋姓﹐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后来是他自己党内的反对派﹐为了彻底消灭他的影响力﹐私下把陈独秀先生捉起来﹐秘密送给国民政府治安机关去坐牢的。此说确否﹐无法证实﹐当时是盛传无疑。外祖父根据他在北伐战争中的所见所闻﹐相信那些农运领袖一定做得出这等卑劣而残忍的事情。
北京各大学曾因为陈独秀先生被捕的事﹐很热闹过一番。胡适先生跟陈独秀先生一起办过《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开演讲会赞扬文学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听众不下三千人。中共为了冲淡和对抗胡适之先生的演讲﹐同一时期也在朝阳大学开演讲会﹐由马哲民主讲﹐批判陈独秀。那个批判陈独秀的马哲民﹐自称是武汉北伐时期的农民部长﹐曾经坚决反对过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是外祖父曾在武汉跟马哲民认识﹐两个人都在北伐军校做教官﹐外祖父是中校军衔﹐而马哲民是少校。此外马哲民当时也在沈雁冰主持的《民国日报》做编辑﹐哪里做过什么农民部长﹐他那时的级别还远远够不上去反对总书记陈独秀先生。此等政客﹐怎么竟敢如此当众扯谎﹐任意编造历史﹐真是骇人听闻。不过中国老话说﹕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硬耍流氓﹐不顾脸面和死活﹐也就没人惹得起﹐只好让他三分﹐所以流氓无赖倒是经常能够获得胜利。
北平大学法学院左派学生﹐也发起一个演讲会﹐邀请许德珩﹐刘侃元﹐施存统﹐和其他几个中共干部﹐讲评陈独秀先生。许德珩﹐刘侃元﹐施存统三人﹐在武汉北伐革命期间﹐外祖父都曾结识﹐施存统先生甚至曾是外祖父的救命恩人。演讲前一日﹐施先生来外祖父家﹐说到明天讲陈独秀先生。外祖父劝他取消此约﹐不要去讲﹐告诉施先生﹕前几天有人来约外祖父讲陈独秀先生﹐他便当面谢绝。外祖父认为﹐当时只有胡适之先生可以讲陈独秀先生﹐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资格。虽然施先生曾与陈独秀先生关系很深﹐但在当时情况下演讲﹐必然受到左派的打击﹐犯不着。
第二天演讲会后﹐施先生又跑来找外祖父﹐面无人色﹐说是那次演讲会﹐聚集了近三千学生。警察大批出动﹐预防意外发生。许德珩﹐刘侃元临时不来﹐只施存统一人上台。他先讲陈独秀先生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大多学生鼓掌﹐而小撮左派学生跺脚嘘声。施先生继续讲武汉北伐时期的陈独秀先生﹐那批左派学生大起骚动﹐施先生怕了﹐只得勉强批评几句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于是大部学生便大喊倒好﹐赶他下台。
陈独秀先生在国民党监狱关了五年﹐始终不改唯物主义信仰﹐坚贞不屈。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为团结各方民众参加抗战﹐施行大赦﹐才把陈独秀先生释放出来。那时战情危急﹐上海先失守﹐继而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内迁武汉。外祖父在武汉创办艺文研究会﹐陈独秀先生也同时到武汉﹐二人得以相聚。
出狱之后﹐陈独秀先生得不到中共任何关怀﹐贫病交加﹐难以为继。出于对陈独秀先生的尊敬﹐也为报答陈独秀先生当年的救命之恩﹐外祖父聘陈独秀先生为艺文研究会刊物写稿﹐并以稿费为名﹐资助他的生活所需。
于是艺文研究会的周刊﹐发表出来陈独秀先生文章。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看到﹐马上发表公开讲话﹐指斥陈独秀先生五年来一直接受日本津贴﹐每月三百元。外祖父闻言﹐赶紧出面﹐当众澄清﹐驳斥周恩来造谣﹐说明是艺文研究会约陈独秀先生撰稿﹐按常规发稿费。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并非日本特务机关﹐所以陈独秀先生接受艺文研究会稿费﹐绝非接受日本津贴。这样双方公开论战﹐一时之间﹐成为热点﹐武汉各报为之轰动。据母亲讲﹐她那时十四五岁﹐记得家门口经常聚集大群记者﹐外祖父回家出门﹐总要被人阻拦﹐有时会站在马路上﹐跟新华社的记者发生激烈争辨。
一天晚上外祖父回家﹐夜黑风高﹐刚到门口﹐旁边闪出一人﹐高大健壮﹐灰色军装﹐两手插在口袋里﹐内有鼓鼓的硬物。外祖父问﹕找我有事吗﹖壮汉说﹕我要问问陈独秀的事。外祖父一听﹐再看看那口袋里的硬物﹐心想﹕此番休矣。那汉子说﹕他原是江西中共红军军官﹐被国军俘虏后﹐在开封监狱关了七年。最近获释﹐到武汉来寻找八路军。看到报纸消息﹐才知陈独秀先生曾经被捕。他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特别来找外祖父﹐询问此事究竟。外祖父便简单地把陈独秀先生如何入狱﹐又如何释放﹐以及如何在武汉谋生的情况讲了一遍。壮汉听完﹐沉思良久﹐长叹一声﹐扬长而去。
那段期间﹐外祖父每周去看望陈独秀先生一两次﹐除送钱送粮之外﹐也谈天说地。外祖父曾经问过陈独秀先生﹐他是否有意另外组建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先生回答﹕一个社会不能有两个共产党同时存在﹐一个好﹐一个坏。如今的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他另组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党﹐也是不会组成的。外祖父又问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的共产党。陈独秀先生答﹕有人为了他回党﹐奔走多次。延安方面也要求他悔过投降﹐然后回党。可是陈独秀先生再三声明﹐决不回党。
有一次外祖父去看望陈独秀先生﹐在门口见到李公朴从房间里匆忙走出。外祖父进了屋子之后﹐谈及此状﹐原来方才陈独秀先生与李公朴聊天﹐对李公朴说﹕你们跟着莫斯科﹐反对国粹主义者。将来有一天﹐史大林与希特勒合作起来﹐对付英法﹐你们怎么办﹖李公朴说﹕那是可能的事。陈独秀先生又对李公朴说﹕你们最抗日﹐甚至最最抗日﹐可是如果将来有一天﹐苏俄与日本法西斯合作﹐对付英美﹐你们又怎么办﹖
陈独秀先生对外祖父说﹕我说到这里﹐公朴红着脸﹐站起来就走了。外祖父问﹕李公朴的脸还会红么﹖说完此话﹐和陈独秀先生相对大笑。那李公朴的脸本是棕色﹐就算会脸红也看不出来。但笑归笑﹐可悲的是﹐陈独秀先生果然远见卓识﹐苏联共产党的后来作为﹐都被他不幸一一而言中。母亲给我们讲这些故事后﹐常会补充说﹐那些往事外祖父都有日记﹐所以是确实的。我来美国后﹐读到外祖父的一些随笔文章﹐如此的许多对话都用了引号﹐想必是陈独秀先生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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