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birdadmin 文扬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海外媒体人，近来尤其关心中国在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之后的一举一动。
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主办了一个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
报道说，这是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第一个就文化改革发展问题举办的高层次研讨班。
6天时间的密集研讨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外人难以知晓。仅从公开的报道上看，大致上形成了以下一些意见：
1、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文化议题，其意义堪比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2、聚焦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标志。
3、中国正处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需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回答。
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为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5、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目前的文化领域是一个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的领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非常低（2.75%），中国尚缺少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文化进出口贸易存在严重逆差。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拥有的文化资源不相称。
6、文化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迫切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
如果以上归纳不谬，这几条大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逻辑起点。新一轮发展，就从这里出发了。
一般来说，像发展战略这样的东西，可以类比为”制度变迁”，明显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无论是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接受者、追随者，都不大可能摆脱过去和当前的”路径”，都受文化、政治等重要的积累过程的影响，不会横空出世般地凭空生成新的一套。
既然是中国共产党来主导，可利用的历史积累和思想资源，也就离不开”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些东西虽然是自己”路径”中的东西，但不能继续利用，连提都不能再提，例如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另有更多的东西虽然想用，却不在自己的”路径”之内，如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繁荣，再例如美国二战战后的文化创新。
这种约束是如此显而易见。不难想象，中共中央的全会也好，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讨班也好，都不太可能直接借助亚里士多德、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海明威等人的文化遗产，以获得文化战略所需的思想资源。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性质，将当前的文化战略直接与古代中华的文化繁荣联系起来，干脆打出”再造大汉”或”梦回唐朝”的旗帜，也很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这样，屈指数下来，中国帝制时代的文化，西方启蒙时代的文化，近代帝国主义的文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统统都不在中国文化战略所可以依赖的”路径”之内，于是，只能将当年那个对内是”反封建主义”、”反资产阶级”，对外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基本的依托了。
那么，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和结果，也大致上可以预测了。
可能是君临天下、统摄万民的早期帝国主义文化吗？不可能。
可能是无孔不入、异化万物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吗？也不可能。
或者保持革命本色，仍然是打倒一切、暴力至上、造反有理、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同样不可能。
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成建国之后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的发展成就，成为了革命成果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使是考虑文化问题，也会通过”文化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文化产业增加值偏低”、”文化进出口贸易存在逆差”等这一类的”经济文化学”来建立认识。
那么或许，未来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商业主义文化”？
刚刚结束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会认为，中国正处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需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回答。
不知道关于”中国的文化战略将带给世界什么文化？”这个问题，算不算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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